1939年，一汉奸藏到天津一电影院中，“锄奸队”找不到他，灵机一动，对播放员说道：“请播放这5个字。”
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电影院发生了一起震动日伪当局的锄奸行动。
当晚被击毙的，是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负责人、兼任日伪天津海关监督的程锡庚。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的日伪警察局呈文，把当天经过记录得相当具体。
下午7时20分左右，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走进电影院机房，请工作人员制作一块玻璃幻灯片，上面只有五个字：
“程经理外找”。
这里有个后来经常被讲错的细节。
程锡庚并没有看到字幕后直接走出座位。1939年4月13日形成的日伪警察档案明确写着，字幕放出后“未见有人出来”，那名青年随后上楼。直到晚上8时35分左右，楼上突然响起枪声，程锡庚被击毙。
也就是说，这五个字的价值，不是让目标傻乎乎地“自投罗网”，而是被行动人员用来进一步观察和确认对象。这个区别看似不大，却决定了这段历史究竟是档案里的真实事件，还是后来不断加工出来的传奇故事。
为什么程锡庚会成为目标？
天津市档案馆公开资料显示，他在日伪控制华北期间参与推行伪“联银券”，并对拒绝接受这种金融控制的爱国实业家、金融界人士进行压迫。伪联合准备银行并非普通银行，而是日本侵华势力控制华北金融、服务战争经济的重要工具。
这也让锄奸行动具有了另一层意义。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在城内设置宪兵、警察和特务机构，并扶植伪政权，对社会进行严密控制。公开史料记载，天津及周边不少抗日人士遭到逮捕、暗杀和迫害。
但沦陷不等于屈服。
天津城内的爱国青年秘密组织抗日力量，有人散发传单，有人搜集情报，也有人直接针对重要汉奸实施锄奸。抗日杀奸团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支力量，其成员中有不少青年学生。
程锡庚被击毙三天后，也就是1939年4月12日，重庆版《大公报》刊出“津除一巨奸”的报道。今天，这份旧报纸以及日伪警察局随后形成的呈文，仍保存在天津市档案馆。两份同时代材料相互印证，让这次行动有了可靠的文献依据。
因此，这段往事真正值得记住的，并不是“电影院里五个字骗出一个汉奸”这样的传奇效果，而是日军重兵和特务机关控制天津之后，仍有普通青年选择抵抗。
他们没有正规军的装备，也没有安全的后方，却利用城市中的电影院、街道和公共场所寻找机会。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天津长达8年的沦陷历史结束。
多年以后再看那块只有五个字的幻灯片，它留下的不是猎奇故事，而是一份很简单的历史答案：侵略者可以占领一座城市，却无法让所有人低头。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失败，那套依靠武力和汉奸维持的殖民秩序最终崩塌。一个屈辱的时代走向终点，中国人民重新掌握自身命运的新时代，也由此一步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