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学良时隔22年再见蒋介石，对蒋介石说：“总统，你老了。”蒋介石看了张学良一眼，淡定地说：“你头秃了！”

张学良捏着那张准许离境的批条，手心微微发烫。他坐在照相馆的椅子上，让摄影师拍了一张半身照。“寄到美国，”他说，“别修，原样寄。”

照片寄出两周后，他收到了回信。信很薄，里面只有一张便签，是妻子的笔迹：“见你平安，心安。勿念，勿急归。”

他把便签折好，和批条放在一起。出发前的日子，他几乎没出门。蒋介石派来的两个人每天跟着他，一个姓李，一个姓陈，话不多，但寸步不离。

手续办得很快。拿到机票那天，姓李的陪同递给他一个信封。“总统吩咐转交的。”里面是一沓美金，数目够在美国生活一阵子。

“他怕我没钱，在外面丢他的人？”张学良没接。

“总统说，是给您太太的医药费。”

张学良这才收下。

飞机起飞那日，台北下着细雨。张学良靠着舷窗，看地面越来越小。他忽然想起二十二年前，从南京被押走时，也是个阴天。

抵达旧金山时，妻子赵一荻已经在疗养院门口等他。她坐在轮椅上，裹着厚厚的披肩，脸色苍白，眼睛却亮得惊人。两个人对视了几秒，谁也没先开口。

最后是她伸出手：“你来了。”

他握住那只手，很轻：“来了。”

疗养院的日子很安静。他每天推着她在花园里散步，给她读中文报纸，避开所有政治版面。她精神好的时候，会问起台北的气候，问起以前的老朋友。他挑着无关紧要的说。

第三周，一个华人报社的记者不知怎么打听到了地址，找上门来。那人站在疗养院栅栏外，举着笔记本喊：“张先生，能谈谈西安事变吗？谈谈您对蒋总统的看法？”

张学良正在给花浇水，手顿了顿，没回头。

姓陈的陪同快步走出去，低声跟记者交涉。他听见记者提高了音量：“历史需要真相！张先生，您被关了二十二年，难道没有一句话想说？”

他放下水壶，走回屋里。妻子在窗前看着，轻声问：“不去说两句？”

“答应过的事，”他摇头，“得算数。”

记者后来再没出现。但这件事好像开了个口子，之后几天，疗养院电话多了起来。有邀请演讲的，有请求受访的，甚至有一封措辞模糊的见面邀约，来自某个自称“关切中国民主进程”的团体。

他把这些电话内容和信件摘要，写在每周末寄回台北的报告里。报告经陪同转交，他不知道自己写的东西蒋介石会不会看。

两个月过去，妻子的气色好了些。一天午后，她突然说：“你该回去了。”

他正削着苹果，刀尖停住：“什么？”

“三个月之约，”她看着他，“快到了。”

“我可以申请延期。”

“不必。”她摇摇头，“你来了，我见了你，够了。你留在美国，对你不好，对他也不好。”她没提蒋介石的名字，但两个人都知道“他”是谁。

张学良没立刻答应。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花园里坐到很晚。美国的夜空星星很亮，和台北山里看到的，不太一样。

几天后，他主动找来两位陪同。“订回程机票吧，”他说，“按原计划。”

起飞前一晚，妻子把那个装美金的信封还给他。“这个，你带回去。”

“这是给你治病的。”

“我用不上这么多。”她握住他的手，“你回去，用钱的地方多。”

他最终收下了信封。

回程飞机上，他靠着椅背，闭着眼。恍惚间好像又回到蒋介石的办公室，檀香的气味，窗外的车声，还有那句“你头秃了”。

抵达台北时，是个晴朗的下午。蒋介石没有见他，只派了人来接。车子直接开回他原来的住所，一切仿佛没有改变。

第二天，他接到通知，让他去一趟行政院。去的路上，他以为会见到蒋介石，但没有。一位官员交给他一份文件，是关于他今后居住和活动的“注意事项”，一共十二条。其中一条是：未经许可，不得离开台北市。

他接过文件，问：“总统还有别的吩咐吗？”

官员公事公办地摇头：“没有。”

他拿着文件走出大楼，台北的阳光刺眼。他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发现里面空了。

他想起在照相馆拍的那张照片，想起妻子回信里那句“勿念，勿急归”，想起飞机上看到的太平洋。

然后他走下台阶，把那份“注意事项”折好，塞进上衣口袋。风把他的外套吹得鼓起来，远处街道上车流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