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学良时隔22年再见蒋介石，对蒋介石说：“总统，你老了。”蒋介石看了张学良一眼，淡定地说：“你头秃了！”

从“总统府”出来，张学良直接去了照相馆。他拍了一张半身照，照片里的他头发稀疏，眼袋深重。他把照片寄往美国，附了一张纸条：“别担心，我很好。三个月后见。”

一周后，他的离境手续办妥了。出发那天，两个穿着便装的人跟着他上了飞机，坐在他后排。抵达旧金山时，妻子赵一荻已经在机场等他。她看着丈夫稀疏的头发和消瘦的脸，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张学良在美国租了一间小公寓。他遵守了承诺：没有接受任何采访，没有公开谈论过去。他每天只是陪妻子散步，去超市买菜，在社区图书馆看中文报纸。两个随行人员远远跟着，每天记录他的行程，晚上发回台北。

第三个月快结束时，一封电报送到公寓。电报来自台北，内容简短：“归期将至，望如期返台。”

那天晚上，张学良坐在餐桌前，把电报给妻子看。赵一荻沉默了很久，问：“你真的要回去？”

“我说到做到。”张学良说。

“可那里还是牢笼。”赵一荻看着他，“你回去了，下次出来是什么时候？再过二十年吗？”

张学良没回答。他走到窗边，看着旧金山的夜色。远处海湾大桥的灯光连成一片，而台北此刻是另一个白天。

第二天，他去了一趟邮局，寄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收件人是台北的一家报社，里面是他三个月来写的一些随笔，内容无关政治，只记风物和日常。这是他唯一一次“越界”。

回程飞机上，随行人员问他：“张先生，这三个月过得还好吗？”

“还好。”张学良看着窗外的云层，“见到了想见的人，够了。”

飞机降落在松山机场。他回到原来的住所，生活似乎回到了原点。不同的是，他开始每天写毛笔字，临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半年后，台北那家报纸的副刊开始连载一系列散文，署名“旧时客”。文章写美国社区的秋天、超市里的中国调料、图书馆午后阳光里的尘埃。笔调平静，却隐隐透出一种隔着玻璃看世界的疏离。

蒋介石看到了这些文章。他没有下令禁止，只是在某篇文章的边缘，用红笔批了两个字：“孤愤。”

又过了一年，赵一荻病情加重，申请来台照顾丈夫的请求被批准。她来到台北，两人在郊区的一处院落里安顿下来。张学良依旧不出远门，偶尔在院中修剪花草。蒋介石再未召见过他。

1975年，蒋介石去世。张学良没有获准去参加葬礼。那天，他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对着“总统府”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晚年的张学良，头发已全白。有人问他后不后悔回台湾。他想了想，说：“我答应的事，总要做到。至于后来这些年，是另一笔账了。”

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台湾。那张在旧金山拍的照片，一直摆在卧室的床头柜上。照片里的他顶着稀疏的头发，眼神看向镜头之外，仿佛在等待快门按下后，即将开始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