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是不是对鲁迅嗤之以鼻？

钱锺书与鲁迅，无论出身，背景，主张在文坛上都是十八反。他对鲁迅持任何恶劣态度都是正常的“文人相轻”。

1，钱锺书是江苏人，鲁迅是浙江人，吴越本来就有千年世仇。

2，钱锺书是留英的英美派，鲁迅是老留日派，英美派普遍崇英美，而留日派有很大一部分仇日，求学背景产生的矛盾也是很深的。

3，文学立场之差异。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青年团伙倡导白话文，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桐城谬种”。

“桐城谬种”直指桐城北派，实际针对的，是当时把持北京大学文学门的林纾，马其昶，姚永朴这些人。这些人，包括严复，基本上是桐城北派吴汝纶的古文弟子，而吴汝纶又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

吴汝纶有一个私淑弟子唐文治，学成后回到无锡，主持无锡国专。新青年团伙的“桐城谬种”，自然包含唐文治。

在唐文治主持国专时，延骋了当时己略有名气的教授钱基博，委为教导主任，给钱基博能够在学术上一展所长提供了一个平台。唐文治算是钱基博的学术贵人，伯乐，两人亦师亦友。钱基博还曾经搞过“南通古文派”，力图振兴桐城文脉，这与新青年团伙自然是针锋相对的。这是第一层对立。

新青年团伙的最后一支箭，射死的是南京的《学衡》派。

这里有三层斗争，

一是，北大与南高，是当时唯二的，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国立大学，首争的是学术话语权，最后，北大艳压南高，成为中国学术界执牛耳的学术机构。据说，从此以后，民国时期的南高→中央大学，尽管在教学上出了不少名师，却有了不著述的风气，学术及身而止。

其二，这是尊奉美国杜威实验主义为祖师爷的新青年集团，在对付尊奉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为祖师爷的《学衡》派。达利特领班的宗主之争，是安身立命的争议，必然刀刀见骨，不死不休。傅斯年说，“《学衡》派是新文化最危险的敌人”。新青年团伙的耆宿几乎个个上阵，鲁迅也是写了《估》的大文章的。北大既胜，从此《学衡》派诸人，就成了“文化保守主义”，历史B面人物。

其三，学而优则仕，学官，术政，从来是不分的。北大力压南高，也是北洋压制辛亥诸党的胜利。

在这场争论中，唐文治自然是左袒《学衡》派的，而钱基博，则是《学衡》派的同人，下场打过笔仗的。

对于鲁迅来说，钱基博是吴人，“桐城谬种”（鲁迅是宗魏晋文章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是被新文化开除的旧文化的遗孽。

在钱基博来说，鲁迅及其同伙，是文化过激党和破坏者，洋鬼子。

学衡派星散之后，学人北上清华，所谓清华四大导师，赵元任是润人代表，梁启超先生凭真本事“看我七十二变”接近新文化，王国维，陈寅X，都是《学衡》同路人。后来，连《学衡》主将吴宓，也北上清华执教，还比较巧的当了钱锺书的老师。虽然钱眼高于顶，未必看重老师，但香火情是有的。

由此可知，钱锺书的父祖，都是极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钱锺书又是学术肖子，其学术在其父的延长线上，桀犬吠尧，又碍于形势，不能发声，那么，对鲁迅皮里阳秋，是自然而然的态度。

钱锺书貌似通达，却又屡次修订《管锥编》《谈艺录》，想必是希望两编能够藏之名山，传于后世的。

清代学术开始于顾炎武《日知录》，因此，札记升子，札记之书，视若诸子书，钱锺书以此体例写作，也不是明面上说，蒙红小将的，恐怕在内里，还是以古代“诸子”自况的。此外，《谈艺录》是诗话，《管锥编》是文话，《宋诗选注》是选本，这些著作的文体，并非碰巧，正是桐城派的本色当行。而且，古诗，古文和博雅，不正是针对“引车卖浆”之流，不避俗词俗字，不用典的反拨。归有光当年蔑视“庸妄巨子”王世贞，钱老也可以蔑视当代的“庸妄巨子”，胡鲁一流。

至于《围城》小说，这也是家学。钱基博写过文言小说《续武侠丛谈》，这是当时的经典的武侠小说，是同林纾的《武侠丛谈》争胜的。“武侠小说”四个字，最早是1913年，林纾开始用的，在反击《新青年》团伙的时候，林纾的《荆生》，就是“伟丈夫”拳打狄莫，脚踩金心异，势压元绪的那篇，就是当时典型的武侠小说。

这种与新文学根子上的“仇恨”，是不可能消灭的。只要尊奉新文学的教条还在，武侠小说就是永远被开除“严肃文学”的贱民文体，永远只能在通俗文学里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