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3日，昆明。一个叫杨菊芬的女人，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终点。她是云南人口中传说的“土皇后”，脚上拖着铁镣，一张脸却依然清秀白净。听到死刑宣判的那一刻，她没哭没闹，反倒抬手拢了拢头发，笑得如释重负——这个结局，她好像早就替自己算好了。
 
清晨6点30分，看守所端来了她最后一顿早餐：一杯牛奶，几块饼干。她没有大哭，也没表现出激烈的情绪，只是安安静静地吃。吃着吃着，嘴角沾了一点饼干渣，她伸手轻轻擦下来，放进嘴里。
 
有人问她，何必连这点渣子都不放过。她说，这是上天赐给她的最后一顿饭，她不能浪费。
 
两个半小时后，杨菊芬被押往宣判现场。和她同路的，有她昔日的男人蒋家田，还有运毒司机谢明祥，总共41名被告人。这一面，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相见。
 
看到这儿，不少人会嘀咕：一个农村姑娘，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刑场上的？
 
杨菊芬1981年出生在保山市龙陵县一户穷苦农家，小学没念完就辍了学，天天在田里帮衬家务。那时候，她对钱没什么大想法，能帮家里改善改善生活，再给自己添几件化妆品，就知足了。
 
16岁那年，她不甘心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独自跑到瑞丽打工。2004年，经朋友介绍，23岁的她来到昆明一家洗脚城帮忙，煮饭、看门。
 
就在这儿，她遇见了大她28岁的蒋家田。此人在昆明南窑一带混迹多年，早年靠零星贩毒起家，出手阔绰，颇有些“江湖地位”。杨菊芬起初嫌他岁数大，可架不住金钱攻势，两人很快住到了一起。
 
蒋家田那时已有家室，可为了她，名牌包、首饰说送就送。她每月拿着大把生活费，抽出一大半寄回老家。父母起疑追问，她只敢回一句：“就是一个比你们年龄都大的人。”
 
2006年，女儿出生。蒋家田老来得女，高兴得在酒楼摆了数十桌，算是给她们母女正了名分。杨菊芬原以为日子能这么过下去，可她却染上了赌瘾，平均每天要输掉近4000块——那几乎是她当年在瑞丽打工时一个月的工资。
 
2007年她跟车去南伞，顺道在缅甸赌场一试身手，一下输掉二三十万，蒋家田不但没责备，反倒把经济大权交到她手上。
 
输红了眼，她动起了歪心思。2007年，两人合伙买了辆跑昆明到南伞的大客车，杨菊芬嫌跑客运赚钱慢，主动出主意：干脆用车运毒。蒋家田一听，把这事儿全权交给了她。她让父亲杨国应联系缅甸的货源，让大哥杨枝能跑运输，毒品运回昆明藏进母亲蒋满英家，再安排人手找买家。
 
从2007年底到2008年9月，光这辆客车运的毒品就有83块，折算下来将近30公斤。全家老小齐上阵，钱是赚疯了，命也跟着搭了进去。
 
2008年9月12日，杨国应背着近7公斤海洛因，刚从缅甸偷渡回国，就在口岸被边防武警逮了个正着。警方顺藤摸瓜，40多名团伙成员先后落网。
 
2009年12月7日，昆明中院公开宣判：蒋家田、杨菊芬、杨国应、谢明祥一审判处死刑。杨菊芬不服，以女儿年幼为由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只有父亲杨国应被改判死缓。
 
等待死刑复核的日子里，她反倒平静了。她说，早就知道结果了，没什么好害怕的。她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妈妈，也放不下5岁的女儿，还递交过一份申请书，想死后捐献遗体赎罪。可法律不会因为眼泪和悔意，就网开一面。
 
2011年12月13日，宣判结束。执法队长宣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将蒋家田、杨菊芬、谢明祥押出会场，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会场里350多名旁听群众，看着三个死刑犯被押出去，他们依旧显得很淡定。
 
杨菊芬的直系亲属里，除了年幼的女儿，无一幸免。5岁的女儿，从此成了孤儿。有人说她可怜，有人说她活该。说到底，一个“穷”字压弯了她的腰，一个“贪”字蒙住了她的眼，再加上走错的第一步，就把一个农村姑娘的一生，钉在了刑场上。
 
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往往是要命的钩子。您觉得，把她一步步推上刑场的，究竟是穷，还是贪？欢迎在评论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