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用江湖义气治理国家，对下属称兄道弟，求爹爹拜奶奶，岂有不败？本来有一个谋士杨永泰，帮蒋介石一统天下，围剿红军也大见成效。但遭内部官员嫉妒，结果被中统暗杀于武汉。蒋介石从此再无谋士，决策又优柔寡断，败局已定。

1933年，南昌行营的政治工作并不只盯着前线。
地方行政、财政、教育、保安、农村善后、司法、经济封锁、投诚人员处置，都被装进同一套机关里。杨永泰任行营秘书长，又兼管第二厅，蒋介石交给他的不是一把羽扇，而是一套能把命令往县乡压下去的行政机器。

蒋介石当时最头疼的也并非单纯缺几个会出主意的人。

南京政府名义上已经建立，桂系、晋绥军、川军等地方力量仍握有军队、地盘和人事。中央要打仗，要筹款，要整顿地方，每往前一步都要同这些势力重新讨价还价。

蒋习惯以手令、行营和亲信绕过层层机关，杨永泰正是在这种环境里变得格外重要。

他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后来被南昌行营做成了具体事务。封锁盐、布、药材，整顿保甲，处理农村善后，奖惩地方官兵，安置投诚和被俘人员，都是战争的一部分。

到了第五次“围剿”，堡垒推进、军事压迫和经济封锁一起收紧，中央苏区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1934年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国民党方面的这些措施发挥了作用，红军内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样造成严重损失。

杨永泰能推动一套办法，却不能把一场战争的结果独自装进自己的功劳簿。

1935年，这套做法又随着行营机构向西延伸。追堵红军、整顿川军、处理地方政务被放进同一个参谋体系。四川地方实力派需要中央军事支援，又警惕南京趁机伸手。

中央权力没有一次性推着大军硬闯，而是借参谋、军事整顿和地方政务一点点进入。

杨永泰熟悉的正是这种活，他能替蒋介石把一纸意图变成机关动作。

同年12月，杨永泰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他手里的位置已经很少见：知道蒋介石想做什么，熟悉行营怎样运转，又直接掌握一个省的行政机关。普通秘书能把意见送上桌，他却能继续追到人事、经费和地方执行。

蒋介石身边从来不缺秘书，缺的是这种跨过几道机关还能把事情推下去的人。

1936年10月25日，这个人死在汉口江汉关附近。杨永泰参加美国领事宴请后准备返回武昌，在前往渡轮途中遭枪击，伤重死亡。

刺客很快有人被捕，调查随后追到杨尔谦组织的暗杀网络，又牵出刘芦隐提供经费的关系。
参与者的供述里还有明确的“抗日除奸”动机，他们把主张对日避免立即全面冲突的杨永泰视作攻击目标。

这桩案子没有查出一条由陈果夫、陈立夫下令，再由党务机关逐层执行的命令链。
1936年时，后来正式称作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中统局”还没有成立。刘芦隐后来以教唆杀人获刑十年，党内派系冲突确实存在，枪声却不是“嫉妒”两个字就能解释完的。

蒋介石在日记里把杨永泰之死记作“左右之损失”。
这句话倒很准确。杨死后，蒋身边并没有变成无人出谋。陈布雷还在，侍从室继续扩大，军事、党政、外交、情报都有专门人员。

抗战期间，团以上重要人事、作战命令以及大量党政事务仍不断汇入最高层，侍从室成了蒋介石处理国家机器的一处个人中枢。

人多了，事情并没有自动分出去。高级将领的重要任免仍需蒋亲批，前线将领又常等待最高统帅的直接命令。

侍从室后来甚至尝试替他减轻批阅和协调负担。
杨永泰活着时能替蒋跨部门推动事务；他死后，各类秘书可以分头整理，却很难替最高领袖承担最后裁决。

从1936年到1949年，中间横着全面抗战、战后接收、财政恶化、军队派系冲突和内战。杨永泰即使活着，能调动的仍是行营和地方行政，他不能替代军队、财政和整个中央机构。

蒋介石失去的是一名少见的执行型谋臣，却不是一副决定国家胜负的大脑。

1949年蒋介石到了台湾，又在草山设置总裁办公室，下面仍分党务、政治、财经、军事、外交等事务继续集中办理。江汉关那几声枪响过去十三年，杨永泰早已不在，围着最高领袖重新搭起来的，依旧是一套靠个人中枢统摄各部门的办公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