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信送出去后，卫立煌每天傍晚都站在半山公寓的窗前，望着维多利亚港。他早已听说，那边进城的新队伍对百姓秋毫无犯，可事关母亲，他不敢全信。身份摆在这里，他不敢指望回音。
没想到，一个月后就有了动静。来的是一个穿短褂的汉子，手里提着两包六安瓜片，说是老家来的茶叶。等进了书房，汉子才从茶叶底下抽出一张巴掌大的纸条，上面是母亲的笔迹：“我儿勿念，一切都好。米缸满，衣被暖。”字迹旁，还印着一个鲜红的指印。
卫立煌认得那指印。母亲右手食指关节有旧伤，指印总比别人缺一小块。他把纸条看了又看，指印对了又对，最后才问来人：“家母可还说了什么？”
汉子摇摇头：“老太太就让我带句话——路远，不急，看好脚下再走。”
这话说得含糊，卫立煌却听懂了。母亲是在提醒他，不要急于做决定，要看清形势，选对路。他把纸条收进贴身的内袋，当晚就叫来了管家，吩咐把寄往台北的信件全部压下。
风声还是漏了出去。先是老部下来访，闲聊中提起台湾方面开出的条件：副总司令、阳明山别墅、专机随时待命。卫立煌只推说胃病犯了，需要静养。后来连“老朋友”的宴请，他也一概谢绝。
真正让他定下决心的，是1950年开春。一个自称是老家远亲的年轻人找上门，捎来一双崭新的黑布鞋。鞋底纳得密实，针脚粗粝却整齐，正是母亲的手法。鞋膛里塞着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上面是母亲的口吻：“天暖了，换双鞋。走路要稳，莫硌脚。”
卫立煌把那双鞋摆在书案上，看了整整一夜。他知道母亲眼神已大不如前，做这样一双鞋有多难。她也知道，儿子在外走的是什么路。“走路要稳”，她是让他走稳，别踏错。
从那天起，他与台湾方面的联络彻底断了线。他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连家里的电话也换了号码。他托人把妻小悄悄送去了澳门，自己则留在香港，做出还在观望的姿态。
时机在1954年秋天成熟。他对外宣称要去南洋考察橡胶生意，从香港登上了去新加坡的客轮。在新加坡换了船，绕道曼谷，最后在滇缅边境的一个小镇下了车。前来接应的向导话很少，只递给他一套粗布衣裳，一顶斗笠。
他们走了六天的山路。白天在林子里歇脚，晚上赶路。快到边境时，向导指了指前方亮着灯火的村落：“过了那个村子，就是云南地界了。我只能送到这儿。”
卫立煌握了握他的手，没说话。他独自背着简单的行囊，踩着露水朝灯光走去。村口站着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见他来了，抬手敬了个礼，然后侧身让开一条路。年轻人身后，是一条平整的沙土路，在月光下泛着灰白的光。
他没有立即北上，而是在昆明停留了两个月。直到一切手续齐备，他才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车过长江时，他望着窗外连绵的稻田，忽然想起离家那年，也是这样的秋天。
到北京是十月底。他被安排住进西城的一座小院，院里有两棵枣树，叶子已经落光了。第二天有人送来一封信，信封里只有一张便条，上面是他熟悉的八个字：“母安，勿念。善自珍重。”
一周后，他坐上南下的火车回安徽。车到合肥，站台上已经有车在等。司机是个憨厚的中年人，一路都没多问，只在他下车时指了指巷子深处：“老太太一直念叨呢。”
院门虚掩着。他轻轻推开，看见母亲正坐在院里晒太阳，膝盖上盖着一条薄毯。听见动静，老人抬起头，眯着眼朝门口望。他快步走过去，在母亲面前蹲下，喊了一声“娘”。
母亲的手颤巍巍地伸过来，摸了摸他的脸，又摸了摸他的鬓角，忽然笑了：“回来了。外头风大，进屋吧。”
屋里收拾得干净，桌上摆着一碟炒花生，一壶茶还冒着热气。母亲从灶间端出一碗粥，递到他手里：“还是热的，快喝。”
他接过碗，低下头喝了一大口。粥是甜的，烫的，一直暖到心底。他抬起头，看见母亲正望着他，眼里全是安稳的笑意。窗台上的月季开得正好，红艳艳的花朵在午后的阳光里，亮得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