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薪5万还是太少了”，北大硕士毕业的陈女士，面试了一家单位。得知她的第一学历是成都理工大学，并非北京大学后，提出之前约定的40万年薪要降到35万才可以。

先把这件事完整的经过摆出来。陈女士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本科就读于成都理工大学。求职过程中，她通过了一家单位的全部面试，双方谈好年薪40万元。随后企业查档案发现她的本科并非北大，当场要求重新面试，并将年薪降至35万元。陈女士对此感到气愤，她后来说了一句话，这种不公平对待带来的压力，甚至超过当初备考北大的压力。

企业拿第一学历压价的逻辑，在人力资源行业里有一套自洽的解释。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指出，企业绕过最高学历去看本科是什么学校，往往是在工作经验或研博学历接近的情况下，再做进一步挑选。一次考试不能呈现一个人的全部能力，但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在简历筛选和几场面试中判别应聘者是否合适，看第一学历是最简便、快捷的方法。二零二六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一千二百七十万人，同比增加四十八万人，面向应届生的有效校招岗位仅五百六十七万个，整体供需比约二点六五比一。头部互联网和金融类企业热门岗位收到的简历以万份甚至十万份计，人力资源部门不可能逐一评估所有候选人的真实能力，用本科院校一键过滤是最省事的做法。一位受访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说得更直接：在海量的、最高学历相差无几的求职者中，企业一定会优中选优，即便因门槛错失少数能力匹配的人，这部分人才流失的成本也在可承受范围内。

不认同这套逻辑的人，把问题拆得更细。教育部早在二零二一年就明确回复，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学历通常指的是最高或最后的学历。二零二四年十一月，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格落实校园招聘“三严禁”，严禁发布含有限定九八五高校、二一一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袁亚湘在二零二五年全国两会上公开将“唯第一学历”定性为“唯出身论”，认为这严重扭曲了人才评价标准，破坏了人才成长规律。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迎新则从法律角度指出，第一学历既不是法定概念，也不等同于业务能力，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学历背景设置门槛并区别对待，是对就业平等权的侵害。政策在顶层明确否定，企业在实际招聘中照设不误，求职者夹在中间几乎没有可走通的申诉通路。

陈女士的处境还有一个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细节。她本科读的是成都理工大学，这所学校是双一流高校，在不少省份的录取分数线并不低。她能从这所学校考进北大读硕士，中间付出的努力比本科就在北大的人只多不少。她备考北大的那段日子，大概想过无数次考进去之后路会好走一些。成绩出来之后确实好走了一段，面试全过，四十万年薪谈好了，然后在入职前的档案审核环节，一切被推回原点。企业提出的方案是重新面试，降薪五万。重新面试意味着她的能力需要被二次验证，而降薪五万意味着她的能力被打了折。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传递的信号很明确：你的北大硕士是真的，但你的本科不够好，所以你的价格要往下调。

这件事走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陈女士的后续回应，也没有企业方面的公开说法。但类似的案例在同一天被密集曝光：湖南一位双一流高校硕士小缪，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五轮面试，辞掉了原有工作，却在入职审批环节被人力资源部门一句话打回，理由是“第一学历是专科，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两个案例放在一起看，指向的是同一个机制。一个企业用第一学历来定薪，另一个企业用第一学历来拒录，手段不同，底层逻辑完全一样。

一个高考考了五百多分上了成都理工、后来又考进北大读研的人，在求职市场上被压价的理由，跟她读研期间发了什么论文、做了什么项目、面试表现怎么样，全都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她十八岁那年填的那张志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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