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跟斯大林是一个村的发小，当斯大林成为苏联领袖，你能不能沾上一点光呢？答案是肯定能沾光。不过，光是反向的。

米哈伊尔·科尔巴伊亚知道这句话说得太迟了。1935年秋天，他从哥里镇被带到第比利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还没明白自己犯了哪条法。头三天，审讯的人只问一件事：“你跟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小时候关系怎么样？”

他老老实实说：“一起偷过邻居的樱桃，摸过河里的鱼，他打群架我给他递过石头。”

审讯官笔一停：“他挨打的时候，你跑了吗？”

米哈伊尔愣住。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河边那场架，斯大林——当时还叫索索——被大孩子按在泥里，他确实拎着棍子冲上去把人赶跑了。他把这事说了。

第四天，审讯官换了一副表情，把笔录本子合上：“你承认当年救过领袖，为什么不早报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功劳，可以要求什么？”

米哈伊尔这才感觉不对。他想解释，那只是小孩子打架，谁记得住。但对方不再听，直接签了拘押令，理由写的是“隐瞒特殊关系，涉嫌利用亲近身份谋取不当利益”。

他被送去劳改营，在乌拉尔山里的伐木场干了一年。最大的惩罚不是苦活，是每半个月就有人把他从营房叫出去，问同样的话：“你跟领袖后来还有联系吗？”他说没有。“那你为什么不主动向组织汇报这段关系？”他答不上来。问话的人从来不生气，只是一遍遍记下来。

1937年春天，米哈伊尔被转到摩尔曼斯克附近的矿区。押送车上坐了十二个人，有个人认出他是哥里镇的，压低声音说：“你命硬啊，还没死。”他没接话。

到矿上的第二周，有个管人事的干部单独找他谈话，桌上放了张纸：“签个字，承认你曾借领袖发小的身份向村民勒索过钱财，就可以减刑。”他从没见过那张纸，上面却写着三个证人的名字，都是哥里镇的旧邻居。他认得其中两个，连字都不会写。

“这是伪造的。”他说。

干部把笔推过来：“你签了，就回得去。你不签，矿上每年冬天死的人，不差你一个。”

米哈伊尔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最后把笔放了回去。他说：“索索小时候跟我说过，偷来的苹果不能分给不敢承认的人。我当时不懂，现在懂了。”

干部没再劝，起身走了。

那一年冬天矿上真死了人，塌方压了三个。米哈伊尔是第四天被挖出来的，还活着，断了三根肋骨。营地里的人把他拖到医务室，医生看了一眼说，没药。他躺了半个月，靠喝热水自己缓过来。

1938年开春，他收到一封信，没有落款，信封上只写了他的编号。里面是一张折起来的纸，上面手写着几个字：“别死。你的苹果钱我记着。”

没有署名。但他认得那个字，歪歪扭扭，像石头刻的。

米哈伊尔把纸条塞进鞋垫下面，再没跟任何人提过。后来有人问他在外面有没有门路，他摇头：“我谁也不认识。”

1940年冬天，他被提前释放。放人的文件上说“因证据不足”。他坐火车回到哥里镇，教父家的小酒馆已经改了招牌，街上的孩子没一个认识他。

他回到自己原来的房子，墙皮剥了一半，屋顶漏了三个洞。他用一个月修好，开了一间修鞋铺。镇上有年轻人跑来问他：“听说你跟斯大林一起长大，真的假的？”

他把锤子搁在鞋掌上，头也不抬：“我就是一个修鞋的，你修不修？”

后来再没人问过。他活了七十三岁，死在那间铺子里，身边放着一双没补完的鞋。邻居整理遗物时，在他床板的夹缝里找到一张折得发黄的纸，上面那行字已经模糊了，只能看清“别死”两个字和一个没有名字的落款。

人们猜那是谁写的，但没人知道。米哈伊尔一辈子没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