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死后一周，雍正下令处死汪景祺，并将首级悬挂在菜市口，这一挂就是十年。

汪景祺原本出身于官宦世家，父辈在朝堂之中也曾担任要职，年少时期的他饱读诗书，才学在当地小有名气。

可汪景祺的仕途之路走得格外坎坷，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耗费数十年光阴，直到五十多岁才勉强考中举人。

年岁渐长，功名来得太迟，再加上长期怀才不遇，汪景祺内心积攒了不少愤懑，看待世事的想法也愈发偏激。 后来他听闻年羹尧手握重兵、权势滔天，便动了依附的心思，专程远赴西北军营，投奔到年羹尧门下做幕僚。

彼时年羹尧刚刚平定边疆战事，深得朝廷倚重，风光无限。

汪景祺为博取这位封疆大吏的赏识，写下不少文字，极力称颂年羹尧的功绩，其中不乏过分吹捧、逾制失当的言辞。

他将这些文稿整理成册，取名《读书堂西征随笔》，留给年羹尧阅览，却不曾料到这本随笔，最后会变成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导火索。

年羹尧获罪倒台之后，朝廷派人抄查他的府邸，这本《读书堂西征随笔》被官兵搜出，送到了雍正的面前。

雍正翻阅书中内容，发现里面除了大肆夸赞年羹尧，还有不少点评前代帝王、品评当朝时政的文字，部分语句在当时的语境下，被认定为讥讽朝廷、言语不敬。

雍正看完极为震怒，认定汪景祺心怀异念，犯下大逆之罪。 很快，刑部拟定处置方案，汪景祺被判斩首。依照当时的判决，他的头颅砍下之后，不能按照常规方式收葬，要在京城菜市口的刑场长久示众。

菜市口是京城人流量很大的地方，往来百姓、进京赶考的读书人、各地途经的官吏都能看到高悬的首级，这也是帝王用来警示朝野众人的手段，告诫百官文人谨言慎行，不可随意妄议朝政，更不能吹捧权臣，结党营私。

十年时间里，那颗头颅就一直悬在刑场的木杆之上，风吹日晒，雨雪侵蚀。

一直到 1736 年乾隆皇帝登基，新帝继位之后推行宽和的政策，才下旨准许将汪景祺的头颅取下，允许家人收殓安葬。

很多人会将汪景祺之死，简单归结为依附年羹尧的连带处罚，但深究原委，核心还是清廷对于文人笔墨管控的收紧。

汪景祺本身只是一名普通举人，没有高官实权，仅仅因为一部随笔文稿落得如此结局，在当时的读书人圈子里带来极大震动。不少文人自此下笔格外谨慎，书写诗文、随笔评论之时，反复斟酌字句，生怕一言不慎引来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