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被军方强制要求建立高射炮台，董事长霍英东无奈之下来到北京，托廖承志给叶帅诉苦，然而叶帅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霍英东回到广州的第三天，工地上的项目例会照常召开。他没有提北京的事，只是让工程师把新的幕墙安装节点图挂出来。会议开到一半，秘书匆匆进来，附耳说了几句。霍英东点点头，对众人说：“今天的会先到这里。”
他下楼，坐进车里，司机低声说：“军区的人又来了，这次在江边临时指挥部等。”
来的还是那位马同志，身边多了两个穿军装的技术员。他们没有寒暄，马同志直接摊开一张测绘图纸：“霍先生，我们重新测算了。不在楼顶设炮台，防空火力网确实有缺口。”
霍英东看了一眼图纸：“所以？”
“所以我们需要正式公文。”马同志语气平静，“要么是上级同意撤销原命令的文件，要么是您同意楼顶施工的签字。我们今天必须带一样回去。”
江风从窗户灌进来，吹得图纸哗哗响。霍英东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已经浇筑到二十层的楼体骨架，沉默了一分钟。
他转身：“给我三天。”
“一天。”马同志收起图纸，“明天下午五点前。如果没有公文，我们会按原计划接管楼顶施工区域。”
霍英东没再说话。马同志一行人离开后，他让司机开车去了邮局。他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到北京，收件人是廖承志办公室，电文只有七个字：“需一字，免楼顶。”
接下来的一天，霍英东照常巡视工地、开会、批材料单。没人看出异常。只有贴身助理注意到，他每隔两小时就让司机去邮局问有没有回电。
第二天下午四点，邮局终于有了回音。不是电报，而是一个密封的信封。霍英东在车里拆开，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铅字，贴在一张白纸上。
剪报是繁体字，来自香港《大公报》半个月前的一篇报道，内容是某外商在内地投资遇到技术纠纷的新闻。其中被红铅笔圈出的一个字是：“调”。
霍英东盯着那个字看了十秒，折好放回口袋。他让司机掉头，去军区设在江边的临时指挥部。
马同志正在收拾文件准备离开。霍英东把那个信封放在桌上：“请转交上级。”
马同志打开看了一眼，表情凝住了。他拿起那张剪报纸，对着光看了看背面，又看了看霍英东。
“不需要签字？”他问。
“这个字就是签字。”霍英东说。
马同志把剪报纸小心收进公文包：“我会转达。”
一周后，工地收到一份来自军区的补充通知，同意将原楼顶高射炮位“调整”至大楼内部特定设备层，具体方案由建设方与军方技术部门共同制定。通知里没有解释“调整”的原因。
霍英东立刻召集工程部，在设备层图纸上标出了三个射击孔的位置。施工队开始改造时，他特意嘱咐：“隔音材料要用最厚的，百叶窗要从外面看不出缝隙。”
1983年春天，白天鹅宾馆试营业前夜，霍英东独自去了设备层。三个射击孔已经伪装成通风百叶，从内看是黑黝黝的炮口，从外看只是普通的装饰线条。他伸手摸了摸百叶窗边缘的密封胶，转身锁上了设备层的铁门。
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他手里，另一把在军方指定的保管人那里。
开业典礼上，来宾们赞叹大楼的玻璃幕墙和江景。只有霍英东知道，当礼花在夜空绽放时，大楼东北角的设备层里，三门高射炮的炮口正静静对着珠江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