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被军方强制要求建立高射炮台，董事长霍英东无奈之下来到北京，托廖承志给叶帅诉苦，然而叶帅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廖承志从叶帅住处出来时已经是深夜，他手里捏着一页信纸，上面只有叶帅用毛笔写的一句话。他站在路灯底下看了好几遍，然后把纸折起来放进口袋，叫车直接去了霍英东住的饭店。

霍英东还没睡，坐在沙发上翻一份珠江航道图。廖承志进门后没有寒暄，把那张纸放在茶几上，推到霍英东面前。

霍英东低头看了一眼，纸上写着：“炮台要建，但不必建在楼顶。”

他抬起头，廖承志没解释，只补了一句：“叶帅的意思是，军委的要求必须落实，但不等于非要在你酒店楼顶放几门炮。”

霍英东把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他盯着那八个字又看了很久，问：“那建在哪？”

廖承志摇了摇头：“叶帅没往下说。他只让我问你一句——你是盖房子的人，有没有办法让炮台既存在，又不碍你做生意？”

霍英东当天夜里没有睡。他把茶几上的珠江航道图摊开，用铅笔勾了几个圈。天亮之前，他在广州老城西面一处废弃的码头旧址上画了个标记。那里离白天鹅宾馆隔着三公里水路，江面开阔，对岸是无人居住的荒滩。

第二天一早，霍英东让秘书买了一张回广州的机票。他没有去见任何人，直接带着图纸找到了广州市规划局，要求查询那处废弃码头的地籍资料。规划局的人翻出档案告诉他，这块地属于某港务公司，已经闲置七年，产权清晰，可以转让。

霍英东当天下午就约了港务公司的负责人见面。对方开价六十万，霍英东没还价，但提了一个条件：转让手续必须在十五天内办完，而且地面上所有原有建筑必须保留，他只需要地表以下三米的使用权。

港务公司的人觉得奇怪，买地不要房子只要地下，但霍英东开出的支票是当天就能兑现的，他们没多问。

接下来的十几天，霍英东留在广州，亲自盯了三个事：办产权过户，请工程设计院做一份地下掩体方案，以及让人去那处码头把地表杂物清干净。

设计方案做出来之后，他带着图纸去了广州军区。这一次他没有找任何人传话，直接以白天鹅宾馆董事长的身份，正式向军区提交了一份建议：在废弃码头地下修建一座掩体式炮位，地上部分恢复为一座小型货运栈桥，外观与普通码头无异。炮台隐蔽在地下，通过一条预设通道可以直接将炮架升至地面射击位置，打完收回来，地面不留痕迹。

军区的参谋们看了方案，觉得很意外。他们原以为霍英东会来求情减掉炮台，没想到他给出的方案比原先在楼顶设炮位更符合实战要求——地下掩体更稳固、更隐蔽，射界也更好。

一周后批复下来：原则同意。但军区补充了一个条件，掩体必须能承受一定级别的轰炸，结构标准要比霍英东提交的方案再提高一档。

霍英东算了一笔账，提高结构标准意味着追加投资，港务公司那块地连转让带改造，总投入接近两百万。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他手下有人劝他，不如退一步，在白天鹅楼顶做个炮台基座糊弄过去算了。

霍英东没听。他让设计院重新出了加固方案，加厚顶板，增加支撑柱，把原来设计的单层掩体改成双层，下层弹药库，上层操作间。施工时他每半个月飞一次广州，亲自下到基坑里看钢筋绑扎得够不够密。

整个工程干了将近五个月。完工那天，军区派了一个工作组来验收。带队的是一位副参谋长，他下到掩体内部走了一圈，用手敲了敲混凝土墙，又爬上地面看那座伪装成货运栈桥的附属建筑。

验收结束，副参谋长走到霍英东面前，说了这么一句：“霍先生，你不光是个生意人。”

霍英东站在码头的栈桥上，看着珠江上游驶过的一艘运沙船，回了一句：“生意人也要守住自己的地方。”

炮台从此安在了地下。白天鹅宾馆的楼顶干干净净，后来成了广州最早的一批旋转餐厅之一。而那处废弃码头改造的栈桥，直到九十年代才被拆除改建成滨江公园。拆除时施工方挖到了一层厚得出奇的钢筋混凝土顶板，上面没有标任何单位名称，只有一个用油漆写的编号。

工人们拍了照片给规划局看，规划局查了半天档案也没找到对应记录。后来这事被当成一桩旧城改造的趣闻传了出来，说当年那下面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只有当年参与过白天鹅宾馆建设的老工程师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没再提起过，有人偶尔路过那段江边，会朝栈桥当年的位置看一眼，然后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