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徐州，日军30万精锐将60万国军死死困住，眼看插翅难飞，李宗仁几乎绝望，一个杂牌将军突然站了出来：给我一个军，我去断后救出主力。
 
就在日军把注意力锁定徐州外围时，60万国军主力已经分成三路，趁夜向不同方向突围。鲁南兵团向东南穿插，陇海兵团向西南转进，淮北兵团则奔向阜阳。
 
这场大撤退能不能成功，关键不只在突围部队跑得快，更在于有人替他们挡住了日军最凶的一下。
 
这个人叫刘汝明，第68军军长。
 
当时，日军投入徐州方向的兵力约30万，国军主力大约60万，表面看人数不少，可徐州一带已经被日军多路逼近，包围圈不断收紧。主力被困在这里，后面会发生什么，谁都清楚。
 
李宗仁面对的难题很直接，想让大部队撤出去，就得有人留在外围，故意把日军拖住。谁来承担这个任务？手里的兵力不能太少，位置不能太远，还得有长期阻击的准备。
 
刘汝明站了出来，他提出让第68军负责断后。
他没有把希望放在正面决战上，而是想了一个办法，让日军先看错。
 
第68军把军旗、部队标识和营地布置全部亮出来，沿着阵地铺开。白天，士兵分成小队在工事之间来回走动，故意扬起尘土，制造大军调动的样子。到了晚上，阵地上点起一片片篝火，远远看去，像是还有大批援军不断抵达。
 
日军侦察机拍到的画面里，徐州外围遍布旗帜、火光和人影。日军判断，国军准备依托徐州死守，于是放慢了合围速度，开始调集重炮，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
 
就是这段被拖出来的时间，给了60万国军主力机会。
 
突围部队不敢走宽阔大道，白天躲在麦地和村庄附近，夜里沿田埂摸黑赶路。大部队移动不可能没有声响，可那时候，谁也不敢点灯，不敢生火，更不敢让队伍暴露在日军空袭和侦察之下。
 
这不是一场轻松撤离，而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逃生。
 
日军发现徐州方向动静不对时，国军主力已经开始远离包围圈。日军随即把火力压向第68军的阻击阵地，真正的硬仗这才开始。
 
重炮反复轰击，土坡被炸成浮土，飞机一轮轮投弹，前沿工事被掀开后，守军只能退到下一道防线。日军步兵冲上来，又被机枪、手榴弹和近距离反击打回去。
 
一道阵地守不住，就退到下一道。下一道阵地被突破，继续往后顶。
 
刘汝明把指挥部放在距离前线不到五里的地方。有人劝他后撤，他没有马上离开，因为他知道，军长一旦先走，前线士兵很可能会认为大势已去。一个习惯保存实力的人，为什么要把指挥部摆到这么近？答案很简单，断后部队最怕的不是伤亡，而是人心先散。
 
三天三夜，第68军一层层后退，却一直把日军堵在徐州外围。
 
直到5月19日，刘汝明确认国军主力已经抵达皖西、豫南一带，才下令交替掩护撤退。等日军冲进徐州，城里已经没有多少成建制的国军，原本想围歼主力的计划，变成了占领一座空城。
 
台儿庄战役也能说明这一点。1938年春，国军曾在台儿庄取得重要胜利，打击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说法，但局部胜利没有改变徐州方向整体压力。战场上的胜利可以鼓舞士气，能不能保存主力，才决定后面还有没有继续作战的本钱。
 
所以，徐州突围不能只讲成一次漂亮撤退。国军虽然保住了大批主力，但各部在突围中也有伤亡、失散和装备损失，日军最终仍然占领了徐州。逃出去，不等于没有代价，暂时保存力量，也不等于战局已经扭转。
 
刘汝明这个人，更不能简单贴上英雄或军阀两个标签。
 
他1895年出生在河北献县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早年闯关东，后来病死在哈尔滨，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度日。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很早就明白，乱世里没有谁能替自己兜底。
 
1912年投军后，因为读过书，他本来可以做文案，躲在后方处理文字事务。这样的差事在旧军队里并不差，至少不用天天负重操练，也不用直接面对战场。
 
可刘汝明不愿意留在后方，他找到冯玉祥，坚持从列兵做起。按他的想法，真正想在军队里站住脚，就不能只会写文件，必须从基层摸爬滚打，知道士兵怎么训练，也知道战场到底是什么样。
这正是刘汝明身上的矛盾。
 
他不是一个一生只知牺牲的理想人物，也不是一个只顾私利、毫无担当的将领。平时，他会盘算部队损耗，会考虑兵权和退路。到了徐州外围，他依然没有选择蛮干，而是用旗帜、篝火和假阵地骗过日军，尽量减少部队伤亡。
 
可当60万主力需要时间时，他又把第68军摆到了最危险的位置。
 
旧军队里有中央军、地方军、西北军，也有各种被称为杂牌的部队。装备、待遇和地位并不一样，到了真正的战场上，谁能顶住，不能只看番号和出身。
 
第68军没有最好的条件，却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它没有击败日军主力，也没有改变徐州会战的最终走向，却用三天三夜的阻击，给国军主力留下了突围窗口。
 
徐州城最后空了，但这座空城背后，站着一支没有被看好的部队，也站着一个功过难以一笔写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