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徐州，日军30万精锐将60万国军死死困住，眼看插翅难飞，李宗仁几乎绝望，一个杂牌将军突然站了出来：给我一个军，我去断后救出主力
 
台儿庄打赢之后，蒋介石希望在徐州再打一场大仗，调集各路部队进入第五战区。兵力看起来不少，可李宗仁心里清楚，装备、火力、空中支援都比不上日军，真要在徐州打消耗战，后果可能和南京一样。
 
劝阻没有改变部署，日军很快作出反应。
 
从华北、华中等地调来的30万日军精锐，分南、西、东北三路向徐州压来，目标很明确，就是把中国军队围在徐州，一口气吃掉。日军想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几十万人的主力。
 
五月中旬，徐州城内已经乱成一片。日军飞机连续轰炸，街道上满是碎砖、伤员和逃难百姓。再不撤，包围圈一旦合拢，60万人就很难找到出口。
 
五月十五日，武汉下令放弃徐州。
 
问题马上来了，60万人怎么撤？铁路、公路、渡口都可能有日军把守，队伍一旦挤在一起，反而容易遭到轰炸和追击。李宗仁只能把部队拆成几路，趁日军还没有完全封死道路，分别向西南、西北、东南方向突围。
 
大部队要走，必须有人留下。
 
这时候，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站了出来。
 
刘汝明是河北献县人，早年跟随冯玉祥的西北军作战，参加过喜峰口战斗，也在台儿庄外围和日军交过手。六十八军在国民党军队中属于装备和待遇都不占优势的杂牌部队，可在关键时刻，他主动找到李宗仁，提出由自己带一个军留下断后。
 
李宗仁没有犹豫，把这个最危险的任务交给了他。
 
五月十六日，撤退正式开始。李宗仁带着长官部七百多人沿津浦路南下，再向西南转移，汤恩伯走西线，孙连仲、张自忠从台儿庄方向撤往西南，关麟征向西北，孙震向东南，各路部队分散突围。
 
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则留在徐州。
 
这一安排很容易让人误解，好像六十八军真的要在城里和日军拼到最后。可刘汝明没有这样做，他要的是拖住日军，不是把自己的部队白白消耗掉。
 
他先在萧县设伏，和日军第九师团交手，打击对方后撤回徐州，摆出准备死守的姿态。日军第十三师团随后赶到，把徐州围得严严实实，以为中国军队会依托城防打一场巷战。
 
日军判断错了。
 
等大部队拉开距离，刘汝明发现突围通道还没有完全封死，马上带着六十八军弃城突围。等日军冲进徐州，只看到一座空城，几乎没有抓到像样的俘虏。
 
这一步很险，早走会暴露撤退意图，晚走又会失去出口。刘汝明既要让日军相信中国军队还在城里，又要准确掌握包围圈变化，靠的不是硬撑，而是对时机的判断。
 
李宗仁那边同样危险。
 
长官部只有七百多人，目标虽然小，却仍然可能被日军侦察机发现。他们在苏北平原上不断转移，曾经躲过日军空袭，还和一支日军骑兵擦肩而过。五月十九日，队伍抵达涡河北岸，得到第七军接应后，才算真正脱离险境。
 
白崇禧那几天疲惫到了极点，骑马赶路时多次打瞌睡，甚至从马上栽下来。指挥部尚且如此，普通士兵经历了什么，也就不难想象了。
 
张自忠承担的任务也不轻。
 
他的第五十九军在淮河一带连续作战三个月，五个旅已经只剩下不到两个旅的兵力。接到撤退命令后，他没有把所有人都压在最后，而是让主力先行，自己带部队走在后面。
 
途中，一支日军提前占领村庄，挡住了撤退道路，几支部队一时不敢贸然行动。张自忠赶到后，安排一个旅盯住这股敌人，让其他部队按照顺序通过。
 
撤退是不是只靠几名将领临场拼命？当然不是。
 
分路突围只是第一步，沿途接应、部队之间配合、指挥系统保持运转，都不能出大乱子。只要有一路提前崩溃，或者某个渡口被日军抢先控制，后果就可能完全改变。
 
到五月下旬，各路部队陆续撤到皖西和豫南。日军原本准备围歼60万中国军队，结果却没有吃掉其中任何一个师。
 
日军方面显然没有料到中国军队撤得这么快。后来，日军大本营的桥本群回东京报告时承认，包围一度看起来像铁桶一样，可中国军队突然从西南方向突出去，最终战果很小。
 
这场突围的意义，不能只看成一次成功撤退。
 
如果这60多万人被困在徐州，后面的武汉会战还能不能组织起来？第五战区的主力一旦被重创，抗战战场会出现多大的缺口？这些问题，才是徐州突围真正重要的地方。
 
台儿庄胜利让中国军队看到了主动作战的希望，但徐州突围说明，打不过时能不能及时保存实力，同样决定战争能走多远。后来武汉会战能够展开，和徐州主力成功撤出有直接关系。
 
刘汝明被称作杂牌军将领，可在最要紧的时刻，他承担了正规主力都未必愿意承担的任务。第五战区杂牌部队不少，李宗仁没有因为出身不同就把他们当成二等部队，补给、待遇和使用上尽量一视同仁。
 
部队平时看的是装备和番号，到了生死关头，看的却是指挥官是否信任自己。
 
徐州没有守住，日军也没有完成围歼。对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说，能够带着几十万人从包围圈里撤出来，本身就是一场极其重要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