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翁瑞午死了1年，陆小曼竟穷得连鸡蛋都吃不起了，却卖了唯一的貂皮大衣，买来几斤大闸蟹，请3个男人到家中大吃大喝。谁料酒过三巡，她艰难地开口：“诸位，小曼今日有一事相求！”

翁瑞午离世刚满一年，陆小曼的日子已经到了快揭不开锅的地步。

她住在上海延安新村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小屋里，墙壁斑驳，家具旧得掉漆。

常年哮喘和肺气肿让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棉袄上补丁摞补丁，黑色棉絮从破洞里露出来，连鸡蛋都舍不得买一个。

翁瑞午留下的那点家底，早被她长年累月的医药费耗尽，米缸空了，煤球罐也见了底。

可就是穷困潦倒的情况，她竟咬牙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把箱底仅存的那件貂皮大衣翻了出来。

那件貂皮大衣是她二十岁时当警察厅长夫人期间得到的，见证过她在北洋时期舞会上的风光，也曾在徐志摩遇难后暖过她无数个寒夜。

那是她晚年手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更是她割舍不下的念想。

陆小曼没有半点犹豫，捧着大衣去了旧货店，换回一百来元钱，连当年零头都不够。

转手她就买了几斤最肥的阳澄湖大闸蟹、猪肉和黄酒，在自家小屋里摆了一桌像样的宴席。

傍晚时分，三位画坛老友唐云、刘旦宅、张正宇陆续登门，他们一进门就愣住了，眼前的陆小曼哪里还有当年“南唐北陆”的风采。

她穿着打满补丁的旧棉袄，瘦得脱了形，可桌上却摆着在当时无比奢侈的大闸蟹。

要知道，1961年的上海物资十分紧张，鸡蛋、猪肉都凭票供应，大闸蟹更是稀罕物，这顿饭的钱，够她一个孤老太太活大半年。

性子直的唐云当场就急了，陆小曼的脸瞬间白了，又泛起一阵羞赧的红，手抖得厉害，半天没说出话。

酒过三巡，蟹壳堆成了小山，空气里弥漫着黄酒的香气，陆小曼终于艰难地开了口，声音沙哑。

她不好意思直接求人帮忙，只能用这种最体面的方式，给三位老友摆一桌像样的席，然后从里屋拿出那张“红头文件”。

原来要筹备国礼，用于赠送给来访的东欧使团，这个任务落到了陆小曼肩上。

可常年哮喘和身体透支，让她连拿稳画笔都费劲，她想请三位画家帮忙，可又觉得空口求人太不讲究，才想出这么个办法。

三位画家听完，既心酸又感动，他们当即答应下来，唐云画了一幅残荷，枯枝败叶间透着一股孤傲，刘旦宅画了一只波斯猫，灵动可爱，张正宇画了一条猎犬，沉稳有力。

陆小曼自己也忍着一身病痛，拿起画笔，在画的右下角添了一幅春耕农田，满是生机与希望。

画作完成后，陆小曼拒收稿费，也从未向组织申请报销卖大衣的钱。

她用最后一件体面的东西，换了一顿体面的饭，办了一件体面的事，这幅无名无姓的画作后来作为国礼，被郑重赠予外宾。

这样的骨气，在陆小曼身上并非偶然，抗战时期，上海沦陷，日本人捧着金条找上门，想利用她的名气搞所谓“中日亲善”宣传，被她一口回绝，宁可饿死也不当汉奸。

她故意把自己打扮得蓬头垢面，连缺牙都懒得补，让日本人知难而退，选择留在上海旧屋里啃窝头，也不肯在国难面前讨好侵略者。

陆小曼的一辈子让人议论，她出身富贵，17岁精通英法双语，在外交部做翻译，周旋于各国使节之间。

嫁过青年才俊王赓，又与诗人徐志摩冲破世俗再婚。

婚后生活奢靡，徐志摩为了养家四处奔波，最终在1931年的一场空难中离世。

外界骂了她半辈子“红颜祸水”，可晚年的她，早已褪去浮华，脱下华服，潜心整理徐志摩遗稿、埋头学画，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

她的画作功力深厚，得到赏识，被安排进入上海文史馆和画院工作。

1965年，62岁的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孤独离世，连寿衣都是邻居凑钱买的。

她的骨灰在殡仪馆存放了33年，直到1998年才得以安葬，她生前想与徐志摩合葬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

那个冷清的冬天，当她颤抖着端上那盘用大衣换来的螃蟹时，她守住的不仅是一份女人的体面，更是骨子里的风骨。

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是别人贴的标签能定义的，陆小曼用最笨拙也最体面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国礼。

信息来源：（《陆小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