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台儿庄捷报传到武汉，蒋介石问李宗仁：你怎么知道日军会从滕县方向下来？李宗仁停顿片刻，只说了一句话
可在庆祝之外，蒋介石还有一个问题没想明白。日军装备占优，南下路线又有多种可能，李宗仁为什么早早判断，日军主力一定会沿津浦铁路南下，直扑滕县？
 
李宗仁回武汉述职后，蒋介石屏退左右，关起门来直接问了出来。这个问题听着简单，实际上问的是一名将领能不能从混乱情报里找出真正的进攻方向。
 
李宗仁没有马上回答，只是停了片刻，随后说，矶谷恃强轻敌，必走津浦直道，滕县是他绕不开的关隘。
 
一句话，没有地图推演，也没有大段分析，却把当时鲁南战场的关键说透了。
 
更麻烦的是，日军当时并不是一支部队单独行动。
 
板垣第五师团从临沂方向施压，矶谷第十师团则沿津浦铁路向滕县推进。两支部队一东一西，目标都是打开鲁南通道。只要它们会合，台儿庄和徐州都将面临更大压力。
 
问题在于，当时不少参谋并不认为日军会死盯滕县。有人判断日军可能多路迂回，有人主张把更多兵力调往临沂，西线铁路防守反而容易被忽略。面对互相矛盾的情报，蒋介石拿不准日军到底会从哪里突破，也就不难理解他后来为何要追问李宗仁。
 
李宗仁的判断，建立在三个很朴素的观察上。
 
一个是路。日军沿铁路推进，运输、炮火和补给都更方便，重装备部队尤其依赖这样的交通线。一个是地形，滕县挡在南下路线上，想去台儿庄和徐州，就很难绕开这个节点。还有一个是人，矶谷廉介带领的第十师团此前进展顺利，容易形成轻敌心理。
 
说白了，李宗仁不是认定日军不会变化，而是判断矶谷更可能选择看上去最快、最直接的路线。对一名急于南下抢功的将领来说，绕路意味着耽误时间，也意味着把主动权交给对手。
 
看准方向以后，真正困难才刚刚开始。滕县守军并不是装备精良的中央军，而是孙震指挥的第二十二集团军，主要由川军组成。部队装备落后，重武器不足，补给也不宽裕，面对日军飞机和重炮，差距十分明显。
 
李宗仁没有把这些部队当成可以随意消耗的棋子。他把兵力调到滕县，安排王铭章负责防守，同时给前线较大自主权，让守军依托城防和地形拖住日军。
 
滕县保卫战持续四天四夜，守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守阵地。王铭章及大批将士战死，第二十二集团军付出惨重代价，但矶谷师团的推进速度也被硬生生压了下来。
 
这几天时间，看起来不长，却改变了台儿庄战场的准备节奏。守军争取到时间，后方部队得以调动，台儿庄一线有了重新组织防御和部署反击的机会。假如滕县很快失守，日军沿铁路迅速南压，局面会不会完全不同？
 
与此同时，临沂方向的战斗也没有让板垣师团轻松突破。两支日军精锐被不同方向的战事牵制，没能按照原计划顺利靠拢。矶谷师团于是越走越深，最后进入台儿庄附近的作战区域。
 
孙连仲部队在正面据守，汤恩伯部队从外围寻找机会，两边一守一攻，把深入其中的日军压在了台儿庄一带。后来传出的歼敌万余消息，让全国看到了正面战场击退日军的可能。
 
不过，把台儿庄大捷完全归结为一句预判，也不准确。李宗仁看出了滕县的重要性，只是赢得了布局时间，真正把判断变成战果的，还有滕县守军的死守、临沂部队的牵制、台儿庄守军的坚守，以及外围部队的反击。
 
类似的情况在抗战中并不少见。1937年的平型关战斗，八路军利用地形和日军运输队展开伏击，取得了正面交锋中的重要胜利。它说明装备并不等于全部，地形、时机和战术同样能改变局部战局。
 
但平型关的胜利没有让日军从此失去进攻能力，台儿庄也没有马上改变全国战场的力量对比。日军仍然拥有较强的火力和机动能力，国军各部也常常面临协同困难。单场胜利可以提振士气，却不能直接等同于战争已经转折。
 
这也正是李宗仁判断的价值所在。它不是把敌人想得不堪一击，而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找到敌人的必经之路，再用有限兵力把时间和空间抢回来。
 
蒋介石习惯依靠嫡系部队，对地方军队存有戒心，国军内部的派系问题长期存在。李宗仁面对鲁南危局，却没有只考虑谁更受信任，而是把川军、西北军、东北军等力量都放到合适位置上。
 
这件事听起来像用兵常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装备差的部队能不能扛住？地方部队愿不愿意拼命？前线将领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决定？每一步都可能出问题。
 
滕县的牺牲证明，李宗仁押中的不只是矶谷的行军路线，也包括各部队在危急时刻能够守住阵地的决心。台儿庄的胜利，则把这些分散力量接到了一起。
 
李宗仁给出的答案并不神秘。看道路，看地形，也看敌人的性格，再把能用的兵力放到最关键的地方。战争当然不是靠一句话取胜，但有时候，一句准确判断，确实能让一场战役少走很多弯路。
 
台儿庄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说法，也给低落中的抗战信心添了一把火。至于这场胜利能否出现，滕县那道关口，恐怕就是不能绕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