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当时三番五次劝张学良不要送自己到南京？
1936年12月25日，西安机场上演了一个后来反复被讨论的场面。蒋介石准备离开西安，却连续劝张学良不要跟着去南京，甚至安排两架飞机分开起飞。
 
这到底是推辞，还是提醒？
 
从当时的局势看，蒋介石的劝阻并不完全是假意。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已经乱成一团，何应钦以讨伐叛乱为名调动中央军，部队压向潼关，飞机也在渭南一带活动。南京城里不少军政人物对张学良恨之入骨，等着蒋介石回去后追究责任。
 
张学良如果跟着回南京，结果会怎样，谁也不敢保证。蒋介石清楚，自己可以回去重新掌握局面，可张学良一落地，很可能就会被扣住，甚至遭到严厉处置。
 
问题在于，张学良为什么非要去不可？
 
西安事变从12月12日开始，到12月25日已经过去十三天。蒋介石被扣留期间，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在中间协调，局面终于出现转机，双方谈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能不能平安离开西安，已经是当时最关键的一步。
登机前，蒋介石特意叫住张学良，劝他留在西北，不要亲自去南京。张学良没有退让，坚持要陪同蒋介石回去，理由也很直接，这件事是他牵头推动的，自己必须向各方交代，也要亲自把后续安排谈清楚。
 
蒋介石劝不动，只能换一个办法。他和宋美龄乘坐第一架飞机，张学良与宋子文乘坐第二架，两个机组分开行动。这样安排，一方面能避免张学良和南京方面的人直接撞在一起，另一方面也给蒋介石预留了先行落地、稳定局面的时间。
 
飞机在洛阳停留加油时，蒋介石又劝了一次。他让张学良送到这里就够了，可以乘另一架飞机返回西安，后面的事情由宋子文协助处理。张学良还是没有答应。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去了南京可能遭遇什么吗？
 
出发前，张学良已经留下安排，如果自己无法返回，东北军交由杨虎城指挥。这说明他心里很清楚，此行并不安全。只是相比个人安危，他更担心另一件事，自己一旦不去，蒋介石回南京后可能受到各方压力，原先答应的停止内战和共同抗日，会不会被重新推翻。
 
张学良押上的，不只是自由，还有西安事变能否真正收场。
 
他发动西安事变，核心诉求并不是取代蒋介石，也不是单纯扩大自己的地盘。东北沦陷五年，他一直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东北军也长期没有机会回到抗日战场。对张学良来说，逼蒋介石停止内战，把主要力量转向抗日，是他认为必须完成的事情。
 
所以，他选择陪蒋介石去南京，某种程度上是在拿自己作保证。只要自己被带走，南京方面就少了一个重新开战的借口，西安方面也能看到谈判确实落了地。说白了，他把自己变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枚筹码。
 
12月26日，两架飞机先后抵达南京。蒋介石的飞机先落地，林森带着文武官员前来迎接，现场安排得十分体面。等张学良的飞机降落，等待他的却是荷枪实弹的宪兵。
 
当天，他被安排住进宋子文的公馆，名义上是保护，实际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
 
后来，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十年有期徒刑，随后又发布特赦令，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个管束持续了五十四年，从36岁的少帅开始，一直到晚年，他始终没有重新掌握东北军，也没有回到东北故土。
 
很多人认为，张学良放弃军队和地盘，主动到南京，是把自己送进了牢笼。这个判断有现实依据，毕竟他确实付出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但如果没有这一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是否能顶住军政系统的压力，西安方面是否还愿意相信谈判结果，答案并不确定。
 
这里也需要把一件事说清楚。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局面迅速展开，但这不代表国共之间从此没有摩擦，更不代表双方完全消除了戒备。后来的冲突仍然存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也就是说，张学良此行带来的，是停止大规模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转折，不是一纸协议就能消除所有矛盾的永久和平。这个差别不能忽略，否则就容易把历史说得过于简单。
 
蒋介石当年的两次劝阻，也应放回这个环境里看。他一方面要顾及军政集团的态度，不能让南京方面觉得自己被迫接受屈辱结果，另一方面也知道张学良一到南京，极可能面临危险。
 
他有政治上的盘算，也有对局势的判断，更可能有一部分真心提醒。只是回到南京后，权力、军队和政治压力重新包围过来，张学良最终还是失去了自由。
 
 
如果只说张学良冲动，解释不了他为什么提前留下军队安排。如果只说蒋介石虚伪，也解释不了他为何在机场和洛阳两次劝张学良回头。
 
1936年12月25日的那两次劝阻，表面看是飞机起飞前的几句话，实际背后是西安事变能否和平收场的最后拉扯。第二天南京机场上的宪兵，也早已说明，张学良要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因为谈判成功而消失。
 
他用个人自由，换来了局势暂时转向抗日。这个选择未必能用简单的对错概括，但至少改变了中国接下来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