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信纸摊在桌上，毛主席看完，递给了旁边一位负责联络的同志。“这个卫立煌，这个时候来这么一封信。”他沉吟片刻，“母亲自然要照顾好，但这不是一封信就能定下的事。他现在人在哪里？”
同志答：“最新情报显示，他在香港，处境微妙，身边应该还有国民党方面的眼线。”
主席点点头，起身踱了两步。“这样，以我个人名义回信。信上只写两句话：‘令堂之事已悉，定当妥善安置。兄之前途，宜早作决断。’”他顿了顿，“另外，给香港那边我们的人传个消息，就说他这封信我们收到了，他母亲的安全可以保证，但希望他能有所表示。”
回信和口信几乎是同时出发的。
几天后，香港一处僻静的茶楼包厢里，卫立煌捏着那封简短的回信，手指有些发颤。他对面坐着一位穿长衫、自称是“故友”的人。“润之先生的意思很明白，”来人低声说，“令堂在合肥，我们的人已经接上关系，生活上绝无问题。关键在于卫将军你。”
卫立煌看着信纸上那两行字，“兄之前途，宜早作决断”，像针一样扎进眼里。他沉默了很久，茶凉了也没喝一口。最终，他抬起头：“我需要时间。”
来人没有催促，只留下一句话：“时间不等人。台湾那边，恐怕不会给你太多时间。”
果然，不到半个月，台湾方面的说客登门，带来的条件是国防部次长的高位，以及一架随时可以起飞的专机。“卫将军，时局如此，再犹豫下去，恐生不测啊。”说客的话里带着明显的威胁。
卫立煌以母亲年迈、自己身体不适为由，暂时搪塞了过去。他明白，自己就像一个摆在棋盘中央的卒子，两边都在等着他动。
真正的压力在一个傍晚降临。他寓所的门缝里被塞进了一张纸条，上面是他母亲在合肥老家的详细地址，旁边用红笔画了一个刺眼的叉。没有署名。
他拿着纸条的手瞬间冰凉。这不是来自北边的保证，这是来自南边的警告——他们知道他母亲在哪里，随时可以“有所行动”。那一夜，卫立煌书房的灯亮到天明。
第二天，他主动约见了那位“故友”，地点改在了人流嘈杂的跑马场看台。“他们给了我母亲地址，”卫立煌开门见山，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威胁。”
来人并不惊讶，平静地说：“所以，卫将军，你的决断是什么？是带着令堂的安危去台湾做官，还是让老人家在故乡安心终老？”
看台下，赛马呼啸而过，观众的呐喊声震耳欲聋。卫立煌在一片喧嚣中，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他想起回信上“定当妥善安置”几个字，又想起纸条上那个血红的叉。
“给我安排船，”他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去广州。但我要先确定我母亲真的安全。”
“可以。”来人点头，“令堂那边，我们会有人‘不经意’地告诉她，最近可能有远房亲戚去探望。她只要说一切都好，你就上船。”
一周后，从合肥传来了一句简短的口信：“母亲说，月季开了，她很好。”
卫立煌听完，什么也没说，转身开始收拾简单的行装。他没有通知任何旧部，只带了最亲近的家人，在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登上了前往广州的货轮。船离开码头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渐行渐远的香港岛，那片他徘徊数年的地方，最终在雾中化为一团模糊的灰影。
船在海上漂了几天。抵达广州后，他没有多做停留，立刻换乘北上的火车。当列车终于缓缓驶入北京站时，他透过车窗，看见站台上站着几位穿着朴素但仪态沉稳的同志。其中一人举着一个不大的木牌，上面只写了一个字：“卫”。
他深吸一口气，提着旧皮箱走下车厢。接站的同志迎上来，没有过多寒暄，只是用力握了握他的手：“一路上辛苦了。主席说，你先安心休息，令堂那边一切都好，随时可以回去看看。”
卫立煌点点头，悬了多年的心，在踏上月台的这一刻，才沉沉地、真正地落回了实处。他知道，那个关于母亲地址的威胁，那张画着红叉的纸条，从此再也不会出现了。他的决断，已经落在了这张北上的车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