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信纸摊在桌上，毛主席看完，手指在信纸边缘轻轻叩了两下。他抬头对秘书道：“给华东局去电，立即查找老人下落，务必将人安全接到。”顿了顿，又说：“去的人要带两样东西：我手写的一封简短回信，再带一笔现款，说是卫将军托人捎回来的家用。”
命令下达得很快。三天后，两名便衣干部抵达合肥，按照电报里提供的旧地址找过去，却发现那一片巷子已在战火中损毁大半。问了几户留守的人家，都摇头说卫老太太早就搬走了，不知去向。
他们在废墟附近打听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从一个卖炊饼的老汉嘴里得到一条模糊线索：老太太可能被一个远房侄子接走了，听说往南边山里去了。
两人不敢耽搁，连夜往南赶。山路难行，手电筒的光只能照见脚前几步。走到后半夜，终于在山坳里看见几点零星的灯火。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个中年汉子，听他们说明来意，眼神里满是警惕，只说这里没有姓卫的老太太。
高个子的干部从怀里掏出那封装着现款的信封，在油灯下亮了亮，说：“这是她儿子托我们送回来的钱。老人家年纪大了，独自在外，做儿子的不放心。我们见不到人，没法回去交差。”
汉子盯着信封看了几秒，侧身让开：“进来吧。”
里屋炕上，一位白发老人正就着豆大的油灯补衣服。听见动静，她抬起头，手里的针线停住了。
干部上前，轻声说：“老太太，您儿子托我们来看您。他人在南边，暂时回不来，让您千万保重身体。”说完，将信和钱放在炕沿上。
老人没去碰钱，只颤着手拿起那封信，对着光眯眼看。信纸上只有寥寥数字：“母亲勿念，儿安好，不日当归。”落款是“立煌”。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喃喃道：“是他的字……是他……”
见老人情绪激动，矮个子干部赶紧补充：“上级安排好了，明天就接您去城里住。房子已经收拾妥当，离医院也近，方便您看病。”
老人却摇头，抹了抹眼泪：“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他。你们告诉他，我身子骨还硬朗，叫他别挂心，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不用急着回来。”
两人互看一眼，知道劝不动。高个子干部想了想，说：“那这样，我们留一个联络员在镇上。您有任何需要，随时让人捎个话。这钱您收好，是自己儿子给的，放心用。”
安顿好联络事宜，两人连夜下山复命。
消息传回北京，毛主席听了汇报，沉吟片刻，对秘书说：“给前线指挥部传个话，把卫立煌母亲平安、并且不愿搬离的消息，想办法递到卫立煌本人耳朵里。不要经第三方，要确保他能直接收到。”
几个月后，正在华南某地秘密驻扎的卫立煌，收到一封没有落款的密信。信里详细描述了他母亲见到信和钱时的反应，还有她那句“我就在这儿等他”。信的末尾附了一句：“母安，勿虑，可从容定行止。”
卫立煌读完，将信纸凑近蜡烛，看着它蜷曲燃烧，直至化为灰烬。他独自在作战地图前站了很久，最终拿起红铅笔，在一条预设的撤退路线上，重重划了一道叉。
次日，他召集部下，更改了原定的阻击计划，下令所属部队向侧翼收缩，让开了一条关键通道。
这条通道的让出，直接影响了后续战局的推进速度。相关的战报被送到最高层时，毛主席只看了一眼，便对身旁的人说：“给那位联络员记一功。另外，再给合肥方面发个电报，每月给老太太送的米面油，再加一份。”
新中国成立后，卫立煌辗转海外。他始终没有等到那个“不日当归”的合适时机。老太太一直在山坳里等着，直到弥留之际，窗台上还摆着儿子多年前托人捎回的那封信。
多年后，卫立煌的回忆录在海外出版，其中一页这样写道：“当年一信之请，得获如此周全之照应，母得以善终，我再无后顾之虑。其后种种抉择，皆根源于此。”
那本回忆录的扉页，印着一句手写体：“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憾未能至，心总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