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信纸摊在桌上，主席看了两遍，折好压回信封。他没有马上叫人发电报，而是自己研墨，抽出一张信纸，悬着笔。
墨滴快落下来时，他才落笔，写了两行字：请华东局妥善安置卫立煌将军的母亲，务必保证老人平安，不受惊扰。写完这句，他停下，另起一行：若老人愿意，可接来北京。
电报发出去的第二天，华东局回了电：已找到老人住处，但情况有变。卫立煌的母亲前些日子被当地一户姓陈的乡绅接走了，说是远房亲戚，接去“照应”。
主席放下电文，叫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再发一封，问清楚这户陈姓人家的底细，以及老人是否自愿。若并非自愿，立即把人接出来，送到我们安排的地方。”
三天后，第二封电报回来了。姓陈的乡绅与卫立煌并无亲戚关系，其子曾在国民党地方部队任职，合肥解放后逃往南方。乡绅接走老人，是想借此留条后路，或是将来与卫家联络时多个筹码。老人起初以为是儿子安排，住进去后才发现行动受限制，连房门都很少能出。
主席看完，没说话，手指在电报上敲了两下，然后说：“派人去接，今天就接出来。不要硬闯，先礼后兵，告诉那户人家，这是北京的意思。”
行动小组四人，当天傍晚到了陈家大院门口。敲门，应门的是管家。带队的干部掏出证件，说明来意。管家脸色变了，转身进去通报。
等了约莫一刻钟，陈乡绅自己出来了，脸上堆着笑，连声说误会，说只是接老太太来享福，绝无他意。干部不说话，只问：“老人现在能不能自己决定去留？我们想见见她。”
乡绅支吾起来，说老人年纪大，睡了。干部看了看天色，傍晚刚过，便说：“那我们在门口等，等她睡醒。”
这一等，就从傍晚等到天完全黑透。陈家大院门里灯火通明，却再没人出来应门。带队的干部对身旁的年轻人低声说：“你绕到后面去看看动静，注意安全。”
年轻人刚离开几分钟，大门忽然开了，两个家丁模样的人搀着一位白发老太太走了出来。老太太脚步有些踉跄，抬头看见门外站着穿中山装的人，愣了一下。
干部立刻上前：“您是卫老夫人吗？我们是北京派来的，您儿子写了信，托我们来看您。”
老人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只是点了点头。
“您愿意跟我们走吗？我们给您安排了清净的住处，也有人照顾。”干部又问。
老人回头看了看大门里，乡绅站在门内阴影处，没出来。她转回头，这次声音很轻，但很清楚：“走。”
干部伸手去扶她，她摆了摆手，自己慢慢走下台阶。走了几步，她停下，对门内说：“陈家老爷，这些日子，多谢了。”
门里没有回应。
老人被接走后，安置在合肥一处清净的小院里，有专人照顾起居。她起初话很少，每天坐在院里晒太阳。直到半个月后，照顾她的女工作人员在闲聊时说起，前些天北京又来信问了她的情况，说“主席亲自过问的”。
老人听了，抬头问：“润之……毛主席，他真的亲自问？”
工作人员点头：“电报都是他批的。”
老人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那我得给他回个话。你们帮我记：告诉我儿子，我在这儿很好，叫他别挂心。还有……谢谢润之。”
这番话被如实报了上去。
几个月后，卫立煌在香港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母亲被接走安置的经过，也知道了那两句口信。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个下午。
出来时，他对一直等着他的友人说：“我不去台湾了。人家把我娘从别人手里接出来，安顿得好好的，我还往那边跑，我还是人吗？”
友人提醒他：“那边可是许了你高位。”
卫立煌摇摇头：“高位？我娘当年在乡下，被人接去当棋子用的时候，谁给她高位了？现在给她一个安稳院子晒太阳的人，没跟我提任何条件。”
1955年，卫立煌辗转回到大陆。他先去合肥看了母亲。小院里阳光很好，母亲正眯着眼逗一只猫。见他进来，母亲拍了拍身边的凳子：“来，坐。这儿太阳好。”
卫立煌坐下，握了握母亲的手，手心温暖干燥。他什么也没说，母亲也没问，只是把猫抱到他膝盖上。
后来他去了北京，见到主席。主席没提那封信，也没提安置的事，只是问了问他对南方一些旧部的了解。谈话结束送他出门时，主席才说了一句：“老夫人身体还好？”
卫立煌站住，回道：“很好，谢谢主席挂心。”
主席点点头：“那就好。一家人，平安就好。”
卫立煌走出门，春日的阳光照在院子里，亮堂堂的。他想起母亲小院里那盆开得正好的月季，也是这么红，这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