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冬天，衡阳黄埔招生处，来了一对特殊的报考者。 39 岁的周咏南早年丧夫，独自将独子黄天拉扯成人。国难当头，她决心和儿子一同报考军校奔赴抗日前线。可招生官以年龄超限为由，拒绝了周咏南的报考请求。她含泪慷慨陈词，诉说家国大义，一番话打动在场的招生人员，获准参加考试。

1939年前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出现了两个来自湖南祁阳的特殊学员。
一个是黄化圣，字孝先，也就是黄天。第十六期第二总队名录中，他20岁，湖南祁阳籍。另一个是他的母亲周咏南。母子最终都进入了第十六期，可两个人既不同校址，也不同训练方向。黄天去了四川铜梁，学的是步兵；周咏南走的却是战时政治干部训练这条路。

这两条路的起点，都在1938年冬天的衡阳。
黄天后来回忆，那年母亲带着他去报名。自己二十岁上下，年龄没有问题，周咏南却已接近四十。工作人员看到她的年龄，拒绝受理。黄天把母亲当时记为39岁，也留下了她向招生人员争取报名资格的经过。

丈夫早逝，独子由她一手养大，如今儿子可以从军，她也愿意去。

那段回忆后来留下了很长的陈词。是周咏南没有在第一次拒绝后离开，招生人员也最终允许她继续参加考试。
可报名处这一关过去，事情才刚刚开始。

衡阳的工作人员能够放她参加考试，却不能凭一句话把一个接近四十岁的女教师直接变成步兵军官。她后面还有录取单位、训练科目、学员编制以及军校机构调整。周咏南后来能和儿子同列第十六期，恰恰是在这些变化中一步步形成的。

1938年的军事训练体系已经和全面抗战以前不同。战争持续扩大，部队需要补充的并不只是能够带兵冲锋的年轻军官。政治工作、宣传、组织和战地服务同样需要人员。军事委员会因此设立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战干三团便在这一背景下成立。
这里出现了周咏南能够留下来的第二道门。

战干三团第二期设有女生队，女性参加战时干部训练已有具体编制。周咏南通过考试后，没有跟着黄天去四川，也没有被硬塞进年轻男性为主的步兵训练单位，而是进入战干三团第二期，接受政治工作方面的训练。

这一分流很实际。
黄天高中毕业，20岁，进入第二总队后按照步兵军官方向训练。他以后要面对的是排、连一级部队的军事工作。周咏南已经有多年教师经历，年龄远高于普通军校青年，战干团给她安排的则是另一种战时位置。母子同一天怀着从军的打算走进招生处，军校没有让他们沿着同一条路往下走。
周咏南的人生此前已经过了一大截。

丈夫去世时，黄天尚在襁褓。她没有再组成新的家庭，而是靠教书、办私塾等方式抚养儿子。到抗战全面爆发后，黄天已经长大，周咏南本人也有稳定的教师身份。若只让儿子报考军校，她仍可以继续教学；若黄天继续升学，母子原有生活也不必彻底改变。

1938年冬，她把自己也写进报名表，意味着母子两人的生活安排同时被改动。

就在那一年，湖南受到战争冲击越来越直接。11月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大批居民离开城市。黄天后来把母亲改变原先安排、决定母子一同从军，放在这段经历中叙述。至于她在某一个瞬间究竟怎样下定决心，已经无法从当年的文件里复原。她随后做出的动作却很清楚：不只送儿子报名，自己也参加考试。
此后，母子相隔越来越远。

黄天进入中央军校第十六期第二总队，总队后来驻四川铜梁。周咏南所在的战干三团第二期则转到江西于都一带继续训练。衡阳报名时还站在一起的两个人，一个向西，一个向东南。

周咏南后来成为“黄埔十六期”学员，还经历了一次组织上的变化。
战干三团奉命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后，原来的第二期学员随之改编为第三分校第十六期学生政治总队。周咏南的学员身份因此从战干团转入中央军校体系。她与黄天的“同期”，是在这个过程中接上的。

所以，衡阳报名处那次通融只解决了一件事：一个年龄明显偏大的女性有没有资格继续往下考。

随后发生的事情由战争时期的训练制度接手。

战干团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女生队已有实际编制，三分校后来又吸收战干三团。几个条件连在一起，周咏南才没有停留在“获准报名”这一步，而是真正进入受训单位，最终和儿子同列第十六期。

母子后来走向的岗位也没有重新合并。

黄天沿着战斗军官的方向任职，周咏南进入军队政治工作系统。那张1938年冬递到衡阳招生处的报名表，没有把一对母子送进同一个教室，而是把他们分进了战争机器中两种完全不同的位置。

十六期第二总队的名册上，黄化圣的籍贯仍写着湖南祁阳。
另一条线上，周咏南已经从战干三团第二期进入第三分校政治总队。两个名字隔着四川与江西，隔着步兵科与政治训练，最后落在同一个“第十六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