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中央派了六位高手保护他的安全，就是著名的 “一虎二龙三鼠”，其实，另外还有一位高手，名叫蒋泽民。

1945年8月25日深夜，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收到一封最高等级的机密急电。
毛主席即将赴重庆谈判。周恩来在电报里交代的并非几名警卫员怎样贴身跟随，而是警卫、住房、饮食、交通几项工作都要提前准备，并且严格保密。

人还没有离开延安，重庆这边已经开始调人员、腾住处、安排车辆。

三天后，毛主席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机抵达重庆。陈龙、龙飞虎等警卫人员随行。飞机落地以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原有的人手也接了上来，其中有一个人已经在这座城市工作了三年，名叫蒋泽民。

他当时是周恩来的副官。
毛主席抵渝后，蒋泽民随即改任毛主席副官，在陈龙领导下参加安全警卫。从这一刻起，保护毛主席的人手实际来自两条线，一条从延安随飞机进入重庆，一条原本就在重庆工作。

蒋泽民接上这项任务，也不是一次毫无准备的临时调动。
1939年2月，他已经开始担任毛主席保卫参谋，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约三年。1942年转到周恩来身边后，他进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等到1945年8月毛主席到来，他既有直接保卫毛主席的经历，也熟悉重庆办事处的工作环境。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期间，他重新站到了毛主席身边。

与他同时执行任务的人中，有六个名字常被连在一起：“一虎”龙飞虎，“二龙”陈龙、颜太龙，“三鼠”齐吉树、舒光才、戚继恕。龙飞虎和陈龙参加了毛主席赴重庆期间的警卫，“一虎二龙三鼠”也由此成为这批警卫人员中最醒目的称呼。

可重庆的保卫工作从来不只是六个人围在毛主席身边。
毛主席此行承担的是公开谈判。8月29日起，国共代表开始接触，此后谈判、拜访、会客和社会活动交错进行。

毛主席要见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也要接触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和新闻界人物。人员不断进出，车辆不断移动，警卫工作的范围随之从房门一直伸到道路和会客地点。

重庆的地形和住所安排又把这项工作进一步拆开。
毛主席抵达重庆后曾住林园，主要住宿地点安排在红岩村，市区中的桂园则承担大量办公、会客活动。红岩村与市区有距离，桂园来客又多。毛主席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近身人员要随车，住所需要留守，车辆和线路需要接续，到了新的会客处还要重新安排警戒。

这时，蒋泽民在重庆三年的工作经历派上了用场。

陈龙负责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工作，龙飞虎等人承担近身随行，重庆办事处负责驻地、交通等事项，蒋泽民则以副官身份进入这套安排。他过去跟过毛主席，此时又熟悉重庆。延安来的警卫与当地办事处人员，就这样在毛主席抵渝以后接成一套不断移动的安全网络。

院墙外还有另一套力量。
国民政府宪兵司令部留下了一份《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从8月28日开始，毛主席何时乘车、去了哪里、有哪些人来访，都被陆续登记。宪兵在外围承担警戒，同时把毛主席的活动情况逐级呈报。

于是，同一辆车驶出驻地时，会出现一种很特殊的状态：中共警卫人员跟随毛主席行动，负责他的安全；国民党方面的宪兵也在外围活动，同时掌握他的行踪。警戒与监视并存，公开会客又不能停止。警卫人员能控制的，只能是每一次出门、每一段路线、每一个驻地和每一次人员接触。
六个绰号无法把这些工作全部装进去。

龙飞虎、陈龙等人承担的是其中最贴近毛主席的一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还有负责住所、车辆、交通和外围保卫的人员。蒋泽民没有另领一支所谓“第七人小队”，也没有一个与“一虎二龙三鼠”对应的新绰号。他的位置一直很具体：毛主席的副官，接受陈龙领导，随同执行警卫任务。

他的经历还留下了一个与六人称呼不同的痕迹。
陈龙、龙飞虎等人是随毛主席从延安出发进入重庆的，蒋泽民却早已身在重庆。8月28日以前，他服务于周恩来；毛主席落地以后，他的岗位发生转换。人员没有重新排成一个整齐的七人名单，而是随着任务把熟悉毛主席的人和熟悉重庆的人接到了一起。

这种安排持续了四十三天。
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第二天，毛主席离开重庆返回延安。九龙坡机场留下的照片里，毛主席身后那个戴礼帽的高个男子仍是蒋泽民。照片拍下时，他的保卫副官任务已经走到终点。

飞机起飞后，这套围绕重庆谈判临时调配的警卫力量随任务分开。蒋泽民随后返回东北。留在档案和照片里的，是一段很清楚的岗位变化：1939年在延安担任毛主席保卫参谋，1942年转到重庆给周恩来做副官，1945年8月毛主席抵渝，又被调回毛主席身边。

“一虎二龙三鼠”是六个鲜明的名字，蒋泽民留下的却是另一条线。
他没有挤进那六个绰号，却从重庆当地的工作系统直接接到了毛主席身边。四十三天后，九龙坡机场的快门按下，他仍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