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镇反时期，曾任职军统的王化琴被判处死刑。
身陷牢狱的她，向办案人员提出线索，可以找康乃尔为自己作证。1940 年王化琴曾冒险营救地下党员康乃尔。办案机关核实情况，康乃尔出具证明，加上王化琴怀有身孕，死刑判决撤销，改判管制三年。

1950年7月，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新解放地区判处死刑后，还须报省级或者经授权的专署以上负责人批准，才能执行。

1951年2月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又对罪行较轻、解放后确有悔改等情形，规定了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刑的可能。就在这套处置程序运行的时候，四川昭化县监狱里关进了王化琴。她过去在军统系统任过职，又在邮电检查机构工作过。1951年镇反展开后，这段经历被追查，王化琴遭到逮捕，后来被判处死刑。

县里的死刑判决尚未走到执行终点，另一个人进入了这件案子。
康乃尔，当时担任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他没有昭化县案件的处置权，却掌握着一段县里未必知道的旧事。因为那件事发生时，他本人就在现场关系之中。

时间是1940年春。

成都发生“三一三”抢米风潮后，国民党方面扩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搜捕。
4月，中共中央要求四川地下组织保存力量，把已经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干部转移出去。康乃尔随后秘密离开成都，转往重庆隐蔽，后来又去了延安。

康乃尔能够及时撤离，与王化琴当年的一次行动有关。
王化琴那时已经进入军统方面工作。她从内部获知有人准备秘密抓捕康乃尔等人的消息，将消息传了出去。康乃尔和有关地下人员随后避开搜捕。

王化琴没有中共党员身份，也没有受中共地下组织指挥。她做这件事时，自己仍处在军统系统之内。

两人早年相识。王、康两家父辈有交往，王化琴在南充读书时与康乃尔兄弟做过同学。

抗战初期，他们又有过救亡活动方面的联系。以后一个进入中共地下组织，一个进入国民党方面机构，身份已经分开。

1940年那场搜捕把两个人重新牵到了一处。
消息送出去以后，风险很快落到王化琴身上。她曾受到军统内部调查和禁闭。此后她仍在相关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后来离开，到泸州任教，又随丈夫陆长明返回昭化，在当地中学教授中英文。

十多年过去，王化琴1940年传递消息的行为没有改变她曾经加入军统系统的履历。1951年审查她时，摆在县里案卷中的，首先仍是后者。

康乃尔此时把两封信交给了昭化县副县长陈守荣，请他带回昭化，转交县长胡谦。陈守荣后来回忆，他自己没有拆过这两封信，康乃尔却当面向他讲过事情经过：王化琴当年从国民党内部获知秘密抓捕消息，将情况传递给地下党，使他和其他人员避免了损失。

康乃尔希望胡谦处理王化琴时，把这段经历一并考虑。

陈守荣返回昭化后，王化琴曾主动询问，康乃尔有没有谈到她。陈守荣告诉她，康乃尔已经写信给胡谦，也谈到了她帮助地下党的往事。

于是，摆在昭化方面的情况多了一项：王化琴确有军统任职经历，同时也确曾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内部消息的机会，帮助被追捕的地下人员脱险。康乃尔提供的是亲身经历过的事实。至于如何处置，仍要由地方和上级按照当时的案件程序决定。

这一区别很具体。康乃尔后来担任何种职务，并不能直接代替案件审批；两封信的作用，是把1940年的行为送进1951年的处理过程。军统履历没有因此消失，王化琴也没有因为救过康乃尔便自动获得无罪结论。

她当时还有一个实际情况，怀有身孕。关于王化琴1951年经历的记载，把怀孕和康乃尔来信同时列在死刑没有执行的经过中。当时究竟哪一个因素占了更大分量，没有留下可以逐项划分的处理记录。

最终的处置已经改变。王化琴没有被执行死刑，后来改为管制三年。
这不是释放。军统经历仍给她留下沉重后果，管制也随即开始。此后，丈夫陆长明与她离婚，王化琴带着孩子重新谋生，原来的教师生活被打断。

1940年，她在军统任职时做过一件与自身身份方向相反的事；1951年，那个被她帮助过的人仍然只能通过写信，把这件旧事送回昭化。王化琴没有因此洗掉自己的过去，却从已经作出的死刑处置中保住了性命。

等待她的，不再是刑场，而是三年的管制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