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多人为这个口号欢呼雀跃。开国上将张爱萍却发表了自己不同的意见，他说不能简单地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要首先讲清楚为什么富，怎样富？要让老百姓明白先富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否则就会出现新的地主和财阀，造成两极分化。

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在谈分配政策时，加上了两个很具体的条件：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这几个字很重。它把“先富”划出了一条边界。
一个农民多种粮，一个个体户靠经营增加收入，一个企业把产品做好后提高职工收入，都可以形成收入差别；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把审批、物资、职位变成自己的钱，却不属于同一件事。

前者是改革要放开的活力，后者会把财富差别变成权力差别。
张爱萍晚年反复盯着的，恰恰是后一种危险。张胜在《从战争中走来》中记下父亲谈致富问题时，张爱萍赞成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却对共产党员提出了另一层要求：老百姓应当先把日子过好，党员不能仗着手里的权力抢到群众前面发财。

这不是一句反对挣钱的话。张爱萍把劳动所得和权力所得分开了。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因为辛勤努力、成绩突出，可以先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紧跟着的一层安排，是让这些地方和个人产生示范力量，影响周围的人，再带动其他地区。困难地区则由国家给予帮助。最初的政策设计里，先富从来没有被规定为终点。

当时真正需要冲开的，是平均主义。干多干少收入差不多，经营好坏缺少明显区别，地方即使具备条件，也很难自行加快发展。农村承包、个体经营、企业改革陆续展开以后，收入差别迅速变得可见。有人靠劳动多挣，有人靠经营先走一步，一些沿海地区也比内地发展得快。

这种差别本身没有被当成改革的失败。1985年3月，邓小平把另一条线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如果政策导致两极分化，甚至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就走错了方向。先富地区要带动并帮助落后地区，先富个人也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的共同富裕目标。

几个月后，他又把“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直接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连在一起。

到了十三大，条件进一步落到了“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

政策允许收入拉开，却没有给权力寻租发放通行证。麻烦也正是在这里慢慢出现。经济活动增多以后，行政审批、资源配置、资金和项目都能带来实际利益。普通经营者依靠市场挣钱，干部却同时握有公共权力。两种身份一旦混在一起，财富积累的起点便不再相同。

于是，同样叫“富起来”，里面已经可能装着完全不同的取得方式。

张爱萍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正卡在这一道口子上。
他一生长期在军队和国防系统工作，到了晚年没有另外提出一套取代市场改革的经济方案。他关心的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以后，什么东西还能管住手中的权力。如果党员干部自己利用位置变成利益获得者，先富者与普通群众之间便不只是收入多少的差距，还会多出一道权力门槛。

1990年前后，分配问题已经被提到更突出的位置。邓小平谈到经济发展后的财富分配时，提出国家需要有能力调节收入，并再次强调避免两极分化。

后来他又谈到，少部分人拥有大量财富而多数人没有，分配问题继续发展下去会产生严重矛盾。

早年主要解决“怎样把积极性放出来”，十多年后，政策开始越来越多地处理“差距出来以后怎样管”。

张爱萍晚年的一个动作也发生在这个阶段。
1993年，他从报上看到河南南街村的介绍，随后专门请人前去考察。收到有关南街村的五集纪实片后，他又写信给中央电视台，希望公开播放。

1994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封信。张爱萍赞赏的是当地当时呈现出的集体生产、公共生活和共同改善生活的做法，并希望更多人去了解。

他没有要求全国照搬南街村，也没有留下取消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或恢复过去分配方式的主张。市场继续扩大，收入差距继续存在，先富政策也没有被撤回。

张爱萍留下的那条线更窄，也更具体：允许人富起来，与允许人利用公共权力发财，是两回事。

1978年打开的是平均主义的闸门，1980年代的文件不断给这股水流加上边界，到了1990年代，收入分化与权力约束已经同时摆在桌面上。张爱萍晚年的话落在这一段历史里，指向的不是“要不要先富”，而是谁凭什么先富，党员干部能不能把自己的位置兑换成财富。

1994年7月11日，那封信印在《人民日报》第三版。另一边，中央文件里已经写进“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邓小平也早已把防止两极分化划为改革不能越过的线。先富的门已经打开，门框上同时钉着几条限制：劳动、合法经营、公共权力不得私用，以及还没有走完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