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正遭受错误批判。
陶勇，是粟裕麾下赫赫有名的战将，二人并肩征战多年，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当会议轮到陶勇发言时，全场气氛瞬间变得凝重。


1958年8月31日，粟裕不再担任总参谋长。
这个人事决定落下时，距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已经三个多月。5月26日的小型会议上，他先被要求就“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正式开会，批评随即升级。

到6月7日，参会范围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和部分师级主要领导干部，人数约一千四百。7月14日，粟裕再次作检讨。

把时间往前推四年，许多争议还落在一张张公文上。

1954年国防部成立后，中央军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之间的工作关系需要重新调整。
过去由军委和总部颁发的一些命令、指示，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应该署国防部，哪些仍由总参处理，并没有完全明确。

总参起草文电时，署不署国防部的名，都曾碰到批评。

1955年3月，中央军委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职责条例。条例几经修改仍未定稿。

1957年11月，粟裕访问苏联，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时，希望取得一份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职责作参考。到了1958年，这件同机构分工直接相关的事，被放进了“告洋状”等指控之中。

粟裕面对的内容随之改变。总参与国防部的摩擦、向上报告的程序、过去同军委领导发生的工作分歧，被陆续归入“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等政治性质的批评。原来悬在公文署名、请示程序上的矛盾，开始落到一个人的政治评价上。

陶勇就在这样的会议里被要求发言。
1940年黄桥决战时，他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员，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参加作战。1947年孟良崮战役，他已经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此后的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陶勇仍在华东部队的作战序列中。
十几年下来，他同粟裕之间留下的不是几次普通共事，而是一道道从指挥部下到纵队、再从纵队报回战果和伤亡的命令。

战场上的责任有很硬的落点。一个纵队往哪里插，一处阵地能不能拿下，一次攻击是否按时发起，战况很快就会给出结果。

1958年的会场换了题目。轮到陶勇，他需要评价的已经不是一份作战方案，而是多年老上级的政治问题。黄桥打得怎样，孟良崮四纵完成了什么任务，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会场要求回答的，却是粟裕在总参工作中的分歧应当被定成什么性质。

关于陶勇这次发言，保存下来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有记述提到，他以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请人代拟文字，开口时又把代写一事直接说了出来。无论当日具体措辞如何，会议进程没有停。对粟裕的批评继续，参加范围继续扩大，粟裕也继续作检讨。

陶勇手里有战争年代积累下来的了解，有多年上下级之间的信任，却没有决定会议结论的权力。
这种限制很快由会议本身给出了结果。

会议期间，毛主席曾向萧劲光询问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毛主席点头认可；在粟裕第二次作检讨以前，毛主席还提到粟裕战争年代打仗是为公的，让与会者判断他到北京后的问题。即使存在这样的意见，已经展开的批判仍未撤回。

同一时期，会议的锋芒也越过了粟裕个人。
萧克、李达、刘伯承等人在反“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受到批判，训练、院校教育、正规化建设以及学习苏军经验等问题，被卷入“两条军事路线”的争论。粟裕的问题已经嵌进一场范围更大的军队整风，单个华东旧部的态度很难改变它的走向。

7月22日会议结束。8月31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此后他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总参与国防部那些多年没有完全理顺的职责问题没有因为他的检讨自动消失，但粟裕本人已经离开总参谋长的位置。

陶勇继续留在海军系统，后来担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3年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他在上海去世。

陶勇在1958年能够守住的，只是自己发言的分寸。他没有力量替粟裕保住总参谋长的职位，也没有能力让已经从工作分歧滑向政治定性的会议重新回到几份职责条例上。
三十六年后，事情有了另一份正式结论。

1994年12月25日，刘华清、张震发表《追忆粟裕同志》，明确认定1958年粟裕受到的是错误批判。

那时粟裕已经去世十年，陶勇也离世二十七年。

1958年8月31日那项人事决定早已执行完毕，会场上那些必须当场作出的选择，也早已随着两个人的离去封进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