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曾有人提议继续保留汪东兴的原有领导职务，陈云却持不同看法，他在会上发言指出：“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
公报公布的中央副主席名单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之后，仍然列着汪东兴。

单看职务，他还在中央最高领导层。
可在九个月前，汪东兴长期担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已经结束。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头衔没有动，直接联系中央日常工作的岗位却先换了人。1979年的汪东兴，由此出现了一种很少见的处境：级别没有降到底，原来的工作位置已经开始后移。

这场变化要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看起。

1976年10月汪东兴参与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在具体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7年十一大以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地位达到高点。这份功劳后来也没有被中央否定。

但到了1978年，中央会议桌上的事情变了。

真理标准讨论已经展开，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时，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彭德怀、陶铸、等问题提了出来。随后，相关案件和政治结论陆续得到重新审查和处理。

汪东兴在此前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也受到批评。
1977年2月提出“两个凡是”的相关社论，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到1978年底，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有关提法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主要责任，汪东兴也作了检查。

责任并没有全部压到汪东兴一人身上，但干部去留已经摆上桌面。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人提出调整汪东兴等人的领导职务。邓小平主张当时的人事安排暂取“只进不出”，增加领导成员可以，减少成员暂缓。

几天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汪东兴仍留在副主席和常委名单里。人没有马上从最高领导层名单中撤下，中央日常工作的安排却很快发生变化。

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央日常工作作出新的安排，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汪东兴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过去由他长期负责的一部分具体工作，开始交到新的岗位体系中。
于是，从1978年12月到1979年9月，两个事实同时存在：汪东兴仍是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已经不再担任中办主任等长期职务。

四中全会公报继续列着他的名字，并没有把前一年已经发生的岗位调整倒回去。

陈云后来谈到汪东兴，也把两笔账分开处理。他提出，汪东兴参与粉碎“四人帮”出了力，这一点应当记录；过去存在的问题，也应当检讨和记录。1976年的贡献没有换来一个可以长期保留原有领导岗位的条件，后来受到批评，也没有把1976年的贡献一笔勾销。

这种处理方式到了1980年更加清楚。
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的辞职请求。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常委等职务。1978年底暂时保留下来的最高党内职务，到这里结束。

五中全会同时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会议还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刘少奇问题也在这次会议上得到正式平反。四名领导人的退出、常委人员的增补、书记处的恢复，集中发生在同一次全会上。

从1978年底到1980年初，汪东兴经历的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留”或者“撤”。
中央先保留他的最高党职，没有立即大幅变动政治局成员；与此同时，中办等实际工作岗位已经调整。等到中央书记处恢复、常委结构重新安排，原先暂时保留的人事问题才进入下一步处理。

汪东兴离开最高领导岗位后，也没有被排除出党的组织体系。
他后来仍任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又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陈云在五中全会前后处理犯过错误干部的问题时，也提出不能对人“扭住不放”，政治上和生活上仍应作适当安排。

1980年2月的全会公报公布后，汪东兴的名字不再列于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之中。与此同时，恢复后的中央书记处已经出现在新的组织体系里。
1979年那张仍保留汪东兴名字的名单，到这里才真正翻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