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渣滓洞的一声枪响，击碎了一位国军中将最后的幻想。他是国民党中将韩任民，身居高位、手握兵权，原本拿到了去往台湾的退路，安稳余生本唾手可得。可国民党亲手枪毙了他唯一的儿子 —— 红岩烈士韩子重。痛失爱子的韩任民，彻底看透了国民党的腐朽与冷酷。曾经半生为其效力，如今只剩心寒与失望。他毅然放弃了远赴台湾的退路，选择留在大陆、通电起义。


1949年12月9日，川康地区传出一份起义通电。
署名的是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人在电文中宣布脱离国民党方面，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并要求所属保护社会秩序和公私财物，听候接收。韩任民的名字不在其中。

这一天，韩任民已经辞去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职务，也没有随国民党撤往台湾。他没有以一支部队为资本参加这份通电，却同样没有继续留在自己经营多年的旧军政系统里。

一个曾获中将军衔、在川军中有多年资历的将领，到成都解放前夕，已经主动离开原来的位置。

他的长子韩子重此时已经死了十二天。
韩子重1922年出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长期利用国民党军职作掩护，在川康地区从事军运和策反。1948年，他进入罗广文部任中校营长，随后又回成都参与武装起义准备。

1949年1月24日，川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韩子重在成都被捕，后来被押往重庆渣滓洞。
韩子重被押走时，韩任民仍坐在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的位置上。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儿子却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替共产党做军运工作，两条道路已经在同一个家庭里分开。这种分开很快传到了韩任民自己的军职上。

车毅英后来回忆，韩子重被捕后，特务头子徐远举曾到成都，当面指责韩任民把军管区搞成了共产党的活动场所，并把有关情况报告给四川省政府主席、军管区司令王陵基。军管区内部人员受到处置，韩任民本人也进入怀疑范围。

韩任民虽然是中将副司令，却不能直接命令重庆特务机关放人。长子入狱以后，他转而动用四川军政圈里的旧关系，请张群、潘文华、邓锡侯等人设法营救。人情找了，关系用了，几个月过去，渣滓洞的门仍没有打开。

狱中的韩子重还在不断往外递信。
1949年5月，他在家书中询问父母和弟妹，又请家里救济同狱人员家属。韩子重并非韩任民的独子，他是长子。

到了6月，渣滓洞管理逐渐收紧。10月初，他的肺病已经加重，需要药品和营养品。10月26日，他再次托叔父韩觉民传话，请父亲尽快设法保释，同时追问父亲是否已经辞职，催他不要久留军区。

这封信写下时，韩子重还活着。
外面的四川已经进入另一种局面。南京、上海先后失守，解放军继续向西南推进，国民党一面组织川西防御，一面准备人员和机构撤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地方实力人物也在重新决定自己的去向。军管区内部已经因地下组织问题展开处置，特务系统又把韩任民列入怀疑对象。1949年，韩任民辞去了军职。

还有一条路直接通向台湾。
关于这张机票，车毅英留下过具体回忆。她写到，国民党将领李弥曾亲自给韩任民送来赴台湾的飞机票，韩任民把票撕掉。韩任民最终没有登上赴台飞机，也没有再回原来的军职。

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开始大规模处置在押人员。韩子重当时肺病已经很重，与李承林一道被押出渣滓洞，在戴公祠附近遇害，年仅27岁。

徐远举后来交代，韩子重一度在拟释放人员之列，最后却没有被提出。在撤退前的屠杀中，他仍然死在特务手中。韩任民持续数月的营救，到这里彻底失去结果。

三天以后，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
再过九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联名通电起义。12月24日，朱德复电三人，要求他们约束所属，遵守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通电和复电里都没有韩任民的名字。韩任民此前已经辞职，也没有以主将身份率部参加12月9日的公开起义。

他的去留早在这些电文发出以前便已经发生改变。

儿子入狱后，他受到原有系统的怀疑；营救数月无果以后，他辞去军职；国民党准备撤退时，他又放弃赴台机会。

11月27日带来的，是此前一连串选择中最沉重的结果，长子再也没有机会走出渣滓洞。

成都解放后，韩任民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民革，后来担任成都市政府参事室参事。那个曾经属于四川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的位置，从此没有再回到他的生活里。

1962年，韩任民在成都去世。
十三年前，同一个冬天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名字写进了起义通电，韩任民没有署名；他留下来的选择，是辞去旧军职，没有使用那张赴台机票，也没有离开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