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搞的那套“平反”，说到底就是三本账。
文件递到他手上的时候，油印的墨迹还没全干。赫鲁晓夫用手指敲了敲名单的第一个名字，对坐在对面的谢尔盖说：“这个人，明天就可以回他的办公室了。”谢尔盖记录着，没抬头，只是问：“理由呢？档案里的指控有十二条。”
“理由？”赫鲁晓夫笑了一声，把名单推开，“现在需要的是同志，不是罪状。”
第二天下午，被点名的伊万诺夫走进了那间他已经离开七年的办公室。窗台积了灰，但桌子的位置没变。干部处的负责人陪在一旁，语气平板地念着恢复党籍、恢复原职的决定。伊万诺夫听着，手指在桌沿下微微发抖。念到最后，负责人合上文件夹，补充了一句：“赫鲁晓夫同志很关心你，希望你能在新的岗位上积极工作。”
伊万诺夫抬起头，说：“谢谢……谢谢党的信任。”他脸上恰当的感激掩盖了胃里那阵冰冷的抽搐。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回来，不是因为那十二条指控被证明是假的，而是因为他曾在一份反对马林科夫的联名信草稿上，签过一个谁也认不出来的缩写。
一周后，赫鲁晓夫召集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房间里除了他，还有五个刚刚“平反”回来的人。没有议程，赫鲁晓夫靠在椅背上，像是拉家常：“过去的就过去了，眼睛要往前看。现在有些老脑筋，还抱着旧账本不放，我们的工作很难开展啊。”
话不用再明说。散会时，伊万诺夫走在最后，赫鲁晓夫拍了拍他的胳膊：“你原来的部门，现在由彼得罗夫管着。他……很尊重斯大林同志时期的各项决定。”赫鲁晓夫停顿了一下，看着伊万诺夫，“你觉得，他适合继续领导吗？”
伊万诺夫听懂了。两天后，一份关于彼得罗夫“工作方式僵化、阻碍技术革新”的内部报告，由伊万诺夫署名，送到了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一个月后，彼得罗夫被调离。伊万诺夫坐稳了位置。
这样的置换在多个部门悄悄发生。一批人回来，另一批人离开。每一次人事变动，文件上都写着“工作需要”或“优化领导结构”，而“平反”档案袋里那些未经验证的指控，成了握在赫鲁晓夫手中无形的鞭子。回来的人不敢不紧跟，因为他们脚下不是坚实的地面，而是随时可以再次抽走的踏板。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站在台上，开始宣读那份秘密报告。当他激烈批判个人崇拜时，坐在台下的伊万诺夫脊背僵直。报告里的许多“事实”，和他档案袋里被抹去的“指控”，出自同样的编织手法。他瞥见周围几个同样被“平反”的同僚，他们脸上是统一的、肃穆的赞同，眼神却避免彼此接触。
会后，气氛变得微妙。原先被替换下去的那些干部，开始串联、写信，声音虽然还被压着，却不再是完全的沉寂。赫鲁晓夫需要更稳固的支撑。一天傍晚，他把伊万诺夫叫到郊外别墅，直截了当：“有些同志，对我们新的路线不理解，甚至有抵触。你在旧部门时间长，了解他们。名单……你应该有。”
这不是请求。伊万诺夫回到家，在书房坐了一夜。他手里有两份名单：一份是赫鲁晓夫想要的，那些潜在的反对着；另一份，是他自己臆想的，记录着每一个知道他如何回来的人。最终，他在第一份名单上添了三个名字，其中两个，曾在他最落魄时给过他孩子一块面包。
交上名单的第二天，那三个人被谈话，随后调往了遥远的远东研究所。赫鲁晓夫很满意，在一次会议上特意表扬了伊万诺夫部门的“政治敏锐性”。掌声中，伊万诺夫感到一种彻底的寒冷。他意识到，自己坐上的不是一个位置，而是一把不断下沉的椅子，想要不掉下去，就得不停地把别人拉下来垫脚。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在黑海度假。伊万诺夫在莫斯科接到了紧急会议的通知。他走进会议室，发现气氛完全不同。勃列日涅夫等人坐在主位，宣布了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的决定。表决时，伊万诺夫举了手，和其他人一样快，一样坚决。
散会后，没有人多说话。伊万诺夫回到办公室，看着窗外。他知道，新一轮的“工作需要”马上就要开始。他抽屉里那份关于远东研究所科研成果的报告——原本准备用来进一步巩固自己地位的——现在已经没用了。他拿起电话，想拨给家里，又放下。
几天后，新的干部调整方案下来。伊万诺夫的名字还在领导名单上，但分管范围被大幅缩减，权力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勃列日涅夫信任的几个人手中。没有人指责他过去的问题，也没有人再提他“平反”的经历，只是他办公室的电话，渐渐不再那么频繁地响起。
年底机关聚餐，伊万诺夫坐在角落。一个同样靠“平反”上来的老同事，喝多了酒，凑过来低声说：“早知道，当初还不如在西伯利亚挖土豆。”伊万诺夫没接话，只是抿了一口酒。他想起了那份秘密报告，想起了赫鲁晓夫在台上激昂的脸，也想起了自己签字的那三份调令。
宴会结束，他最后一个离开。走廊空荡，只有清洁工在用湿拖把擦拭光亮如镜的地面。他走过去，看见自己的影子在瓷砖上被拉长、扭曲，然后随着脚步，碎裂在水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