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医生的医德有问题！”湖南衡阳，老人71岁，在住院的时候摔下了床，突发脑梗，需要马上手术治疗，手术费6万元，而陪护的老伴用的是老年机，当场一下子交不出预付款3万元，他急得求医生，自己马上回家拿钱，外地的儿子也电话求救，先打1万元，医生就是无动于衷不愿意手术，过了20分钟后，医生让家属签字，说自愿放弃治疗，家属无奈只能转院，老人最后虽然包住了性命，却落下了瘫痪，失语的终身后遗症

胡奶奶71岁，因为摔伤住进了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住院头几天人还挺稳当，能说话，能自己翻身活动。

谁也没想到，一场更大的灾祸就藏在病床边上。

那天，胡奶奶从病床上摔了下来。

刚开始看着好像没啥大事，到了下午两点多，护士来查房，发现不对劲，赶紧叫医生。

检查结果出来，急性脑梗。

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再拖下去命都可能保不住。

手术总费用6万多，走完医保报销，个人这边还得掏三万左右。

医生把话撂得很直白，得先交三万预缴款，交了才能安排手术。

病房里当时只有胡奶奶的老伴一个人守着。

老爷子70多岁，手里攥着一部老年机，屏幕上的字都得眯着眼才看得清，哪会什么线上转账。

身上也没带那么多现金，老爷子急得不行，跟医生说，你们先动手救人，我马上跑回家取钱，取完就送过来，医生没答应。

远在外地的儿子陈先生接到电话，整个人都慌了。

他赶紧在电话里跟医生商量，说先交一万块钱，剩下的自己连夜赶回去补齐，行不行？

医生还是那句话，不行。

两边的沟通就这么僵住了。

老爷子守在床边，看着老伴躺在床上越来越难受，自己却啥也做不了。

儿子在电话那头一趟趟地求，一趟趟地被堵回来，前前后后耗了二十多分钟。

僵到最后，医生拿来一份文书，递到老爷子面前，让他签字。

文书上写的是家属主动拒绝手术。

老爷子拿着笔，手一直在抖，这份字一签，不做手术的责任就全落在了家属头上。

可不签又能咋办？钱凑不出来，手术排不上，人还在床上躺着受罪。

陈先生在电话里听说了这事，知道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陈先生从外地赶到了衡阳。

他没再跟医院多说什么，直接给母亲办了转院手续，把人送到了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那边接了病人，马上安排了救治。

命是保住了，但耽误的那二十多分钟，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胡奶奶的右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摸上去没啥知觉，连话也说不出来。

好好一个人，往后吃饭、翻身、上厕所，全都得靠人贴身伺候。

陈先生后来把这件事发到了网上。

他说，家里不是不给钱，是一下子拿不出全款。

母亲人就在医院住着，脑梗这种病争的就是分秒，硬生生卡在缴费流程上，把黄金救治时间给耗没了。

事情闹大以后，卫健部门出来表了态，说医院应该以救死扶伤为第一职责，已经介入调查。

但涉事的医生和医院面对记者，始终没有露面回应。

脑梗抢救有个窗口期，就那么几个小时，过了就过了，补不回来。

那二十分钟里，一个用老年机的老人求了，一个在外地的儿子求了，都没用。

等转到下一家医院，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接受结果。

这件事不在于“没钱不给治”本身，而在于医院手里其实是有制度工具的，却偏偏在最要命的时候把它搁到了一边。

急危重症“先救治、后缴费”，不是这两年才冒出来的新说法，国家卫健委早就有明文规定，说的是无力缴费的急重危患者，不得因费用问题拒绝或延误救治。

这些规定摆在那里，说明制度设计的时候就想到了“家属一时凑不出钱”这种情形。

问题出在执行这一环，制度到了具体的人手里，变成了一句“先交钱再排手术”，前面的“紧急”和后面的“后结算”全被砍掉了，只剩中间那道缴费关卡死死卡着。

但自愿的前提是有的选，当时那个处境下，老爷子有别的路可以走吗？没有，所以这个“自愿”两个字，经不起细看。

胡奶奶当时急性脑梗，属于典型的“需要紧急救治”情形，接诊医师以预缴费未到位为由拖延二十分钟不动手术，已经违反了这条的强制性要求。

可这套东西到了某些医院，系统不认“紧急”两个字，只认钱到没到账。

一线医生手里没有权限去绕开这套系统，能做的只剩下让家属签一份“主动拒绝手术”的文书，把责任撇清。

这份“自愿”，水分很大。

脑梗的抢救窗口按分钟算，二十分钟干耗着，耗掉的不是时间，是脑细胞，是后半辈子的生活质量。

根据《医师法》第27条第一款规定，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医生存在的医德问题，当初只要医生能够上报，医院能够重视，那么就能保证胡奶奶的健康，如今再说都迟了，希望医院能够重视起来，不要有下一个悲剧。

内容来源于：齐鲁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