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开国中将曾思玉退休后，到大连一水库钓鱼，钓着钓着，水库负责人走了过来，说：“老人家，以后你来钓鱼我不收你钱！”


1984年，大连的夏天来得不算早，曾思玉那年七十三岁，已经离开了繁忙的工作岗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真的闲下来了”。


不过人忙惯了，骤然松了绑，反倒觉得日子长，他在家里待不住，经人指点，摸到了城郊一处水库，开始学着钓鱼。


说起来，那水库并不在什么偏僻深山里，从市区坐几站公共汽车，再步行一段土路就到了。


水面开阔，岸边上长满了芦苇，风一吹，苇叶子沙沙地响，平日里，总有些退休工人和附近村民来这儿消磨时间，一人守着一根鱼竿，一坐就是大半天。


曾思玉去了几次，混了个脸熟，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脚下是一双黑布鞋，往小马扎上一坐，光看背影，和周围那些普通老人没什么两样。


那天早上，他照例起了个大早，窗外的天才蒙蒙亮，老伴儿已经起身，在厨房里给他装好了蚯蚓和玉米面饵食，用一个旧铁皮盒子盛着。


他拎上那套简易的鱼竿，搭车出了门，到水库边的时候，太阳刚升起来，水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水汽，空气里有股淡淡的腥味。


他沿着岸边走了一段，找了棵老柳树，在树荫底下撑开马扎，取出鱼竿，慢悠悠地挂上饵。


水面的涟漪一圈圈荡开，惊走了几条游近的小鱼，曾思玉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点上一支，眯着眼睛盯着浮漂。


他钓鱼的手法不算娴熟，但胜在耐心，一坐就是两三个钟头，日头渐渐升到头顶，阳光透过柳树的缝隙漏下来，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他额头上渗出了细汗，顺手用袖口擦了一把，目光始终没离开那几粒红色的浮漂。


就在那会儿，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那人穿着件短袖白衬衫，裤腿卷到了膝盖，大概是水库的管理人员，手里还捏着个记事本。


他背着手在岸边转了一圈，目光落在曾思玉身上，端详了片刻，忽然笑着开了口：“哟，老爷子，又来了？”


曾思玉抬起头，笑了笑，算是打过招呼，他没多话，眼睛还盯着水面上的浮漂。


那人却不急着走，往前凑了两步，声音压低了些：“老人家，我跟您说个事儿，以后您来钓鱼，别去门口买票了，直接进来，我不收您钱。”


这话来得突然，曾思玉转过头，看了看他。


那人大概怕他不明白，又补了一句：“我知道您是谁，您是老革命，为国家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到我们这儿来钓个鱼，还要什么票钱？您看得起这地方，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


水库边上本来没几个人，但这会儿也有几个钓友扭过头来看热闹，曾思玉听完，慢慢把烟从嘴边拿下来，在鞋帮上敲了敲烟灰。


他没急着说话，先把手里的鱼竿轻轻插进岸边的泥地里，这才站起身。


他拍了拍裤子上的土，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布钱包，是那种老式的、带搭扣的，打开来，里面有几张毛票和硬币，他拈出一张两角的纸币，走到那人面前。


“那不成。”曾思玉把钱递过去，语气很平常，没有拔高声调，也不像是在商量，


“我到这儿来钓鱼，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来这儿，就得遵守这儿的规矩，该买票就买，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那人没接，脸上的笑容有点僵，两只手在身前搓了搓：“哎呀，老爷子，这不是……您这身份，哪能……”


“什么身份？”曾思玉打断他，把钱往前又递了递，“我现在的身份，就是在这儿钓鱼的，你要是不收这钱，我今天就没办法在这儿坐了。”


那两毛钱捏在他手指间，被太阳照得有些发白，一阵风吹过，柳树叶子哗啦作响。


负责人脸上的汗下来了，他看了看周围，又看了看眼前这位老人，曾思玉的眼神很平静，没有半分愠怒，却也没有半点退让。


那是一种见惯了风浪之后沉淀下来的神色，让人没法再说出客套话。


僵持了大概几秒钟，那人终于伸出手，把那张纸币接了过去，他没再推辞，只是点了点头：“行，老爷子，我给您补张票。”


“这就对了。”曾思玉笑了笑，重新坐回马扎上，拔起鱼竿，抖了抖线，又挂上一团饵食，手腕一扬，鱼线再次飞出去，落在方才那个位置。


仿佛刚才那段对话，不过是水面上泛起的一个小小的涟漪，风一吹，就过去了。


旁边看热闹的人又回过了头去，曾思玉依然目不转睛，只是嘴角还挂着点淡淡的笑意。


后来有人问他，干嘛那么较真，两毛钱的事儿。


曾思玉一边整理他的鱼线，一边头也不抬地说：“规矩就是规矩，我今天占了这两毛钱的便宜，明天就敢占一块钱的，口子不能开。”


太阳西斜的时候，他收拾起渔具，把剩下的半盒蚯蚓倒回岸边的泥土里，拎起空空如也的水桶，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沿着土路慢慢往家走。


那天他钓没钓到鱼，没人注意，但那张两毛钱的票根，大概被他随手夹进了某本旧书里。


日子照常过，此后他还是常常去那个水库，每次到了门口，他照样买票，检票的人也照样撕票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