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作家焦国标曾发表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言辞激烈地质问作家浩然:“浩然先生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话说得跟农民关系好像很铁,实际经不起推敲。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你出行有直升飞机,病了可住北京三零一,你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可你代表了农民什么?”
咱们把这话掰开了揉碎了说。你说农民政治上解放你解放,那农民挨整的时候你在哪儿?土改的时候农民分到一亩三分地,高兴没两天,合作化一来全交出去了。你写《金光大道》写得热火朝天,可你问过农民愿不愿意把刚到手的地再交回去吗?你替他们拿主意了,你替他们高兴了,可他们心里怎么想的,你真知道?
再说经济上翻身。1959年到1961年那三年,农村什么光景,你浩然心里没数?你老家唐山那边的乡亲吃的什么,你不会不知道。你笔下那些金光大道上的农民,个个喜气洋洋走社会主义道路,可现实里成千上万的农民连肚子都填不饱。你在北京吃商品粮、拿工资、住公家房的时候,农民在啃树皮。你说农民翻身你翻身,翻的是同一个身吗?
文化上提高就更别提了。你从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民子弟,靠组织培养成了专业作家,这是你的本事,也是你的运气。可你把这种个例说成是农民群体的代表,这话说得太满。千千万万的农民子弟连小学都上不起,你替他们提高了吗?你坐在北京文联的办公室里,写的是你想象中的农村,你写出来的农民形象,跟真实的农民差着十万八千里。
你出行有直升飞机,病了住三零一,这些待遇哪个农民享受过?1974年你去西沙,一路上国宾般的接待,那是农民能沾边的吗?你口口声声说“深入一辈子农村”,可你老婆孩子户口在北京,你冬天回三河住几天就算深入了?真正的农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哪有你这种来去自由的便利。
你说自己是个奇迹,亘古未有的奇迹。这话不假,一个农民子弟走到你这个位置确实不容易。可奇迹归奇迹,你不能把奇迹当成替农民说话的资格证。你享受了农民没享受过的,躲过了农民没躲过的,到头来还说自己代表农民,这不叫代言,这叫借农民的名头给自己脸上贴金。
巴金晚年写了《随想录》,一个字一个字地剖自己,那叫忏悔。你呢?你说“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说自己在文革期间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这话说出来,那些在文革中挨斗挨整的人听了什么滋味?那些被你笔下“金光大道”忽悠过的农民,后来发现那条道走不通,又是什么滋味?
我不是说你要把所有账都揽到自己头上,那也不公道。可你至少该承认,你写的那些东西,帮着那个年代说了不少假话。你可以不认错,但你别说自己代表了农民。农民不需要你代表,农民需要的是你老老实实把当年的事说清楚,哪些是你真心信的,哪些是你跟着说的,哪些是你知道不对但还是写了。这才是一个作家该有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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