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资深撰稿人Simon Hughes在增补消息后重发了一篇旧闻，算是对近期AfD相关动态的一个更新。

新闻聚焦德国东部小城开姆尼茨的足球队。那里有一座能容纳1.5万人的球场，如今每场比赛通常只来三千人左右。空出的看台，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城市的缩影——也藏着一段关于足球、历史与撕裂的故事。

开姆尼茨的球迷斯特凡之前曾参与过一个号称不涉政治的粉丝团体，但该团体的一些边缘成员却持有仇视伊斯兰教和反难民的观点。于是，他想在看台上传递一点不一样的声音。2019年夏天，在一场德国杯对阵汉堡的比赛中，挂起了一面写着“世界主义”和“宽容”彩虹字的横幅。

比赛结束后，他还没走远，就被几个黑衣男子围住，其中一人撂下一句狠话：“如果再让我们看到那面旗帜，我们就毙了你。”后来斯特凡通过社交平台认出，围住他的，正是同俱乐部的球迷。

斯特凡本人，从此再也不敢靠近被极少数极端分子占据的南看台：“我现在进场、离场都会紧张。但我也知道，如果我待在家里，他们就赢了。”

开姆尼茨地处柏林以南约150英里，在民主德国时期曾改名“卡尔·马克思城”，市中心至今立着一尊巨大的马克思头像雕塑，是当年东德工业重镇的象征。1990年两德统一后，它恢复了“开姆尼茨”的旧名。

开姆尼茨的故事不是孤例。这层历史纠葛，能一直追溯到东德时期：当年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深度介入足球，柏林迪纳摩曾在十年间连夺十次联赛冠军，看台也随之成了右翼情绪的庇护所。1991年两德联赛合并时，14支东德顶级球队里最终只有两支进入德甲，大批俱乐部和它们所在的社区一起被边缘化。到2024年，东德的经济落后于西德，这种差距也体现在足球领域。

在两德统一的时候，西德政客开始重组此前由国家控制的东德经济，大规模裁员开始出现，因为许多行业难以在他们并不了解的国际市场上竞争。40年来，拥有稳定工作的人们首次面临失业。许多东德人至今仍未摆脱那种令人难以承受的挫败感和对联邦政府动机的怀疑。

回到开姆尼茨。这家俱乐部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容忍过一个叫 HooNaRa（足球流氓—纳粹—种族主义者的缩写）的球迷团体，其创始人经营的安保公司还和俱乐部合作到2006年。直到2007年，俱乐部才正式禁止HooNaRa和另一个叫NS-Boys的极端组织。

2019年，这家俱乐部还曾在球场内为HooNaRa创始人，生前自称新纳粹足球流氓的托马斯·哈勒尔举办葬礼。球员丹尼尔·弗拉恩进球后举起一件写着“支持你本地的哥们”的黑色T恤——球员解释说，他以为这件T恤是为了给哈勒的医疗筹款，并不知道它与新纳粹组织有关。不过四个月后，弗兰因在一场他因伤缺阵的比赛中，与知名的右翼极端分子坐在一起，被俱乐部以“公开表达”对新纳粹组织的同情为由解雇。

开姆尼茨的声明里写：“我们有义务成为抵制右翼极端主义的堡垒。”然而，俱乐部的很多行动看起来并不是这样。

开姆尼茨聘请了一名反种族歧视官员，该官员曾在斯特凡受到威胁时试图帮助他。然而，当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此事后，俱乐部通过一位匿名发言人发表的官方声明却对斯特凡的说法表示怀疑，将冲突归咎于“少数政治观点不同或喝多了酒的人”。

尽管俱乐部对事件进行了温和的谴责，但却对具体说了些什么含糊其辞。当《明镜周刊》就此事询问当地警方时，警方表示并未发现任何疑点，尽管最终也没有提起任何指控。“我清楚地知道说了什么，”斯特凡强调说，“这件事让我对俱乐部彻底失去了信任。”

类似的对立并不只发生在这里——科特布斯、茨维考、德累斯顿迪纳摩等东部俱乐部，也长期被右翼球迷文化缠绕。同月，巴贝尔斯贝格与茨维考的比赛中，双方极端球迷就爆发了冲突。

另一边，是另一群人的声音。

就在同一片土地上，波茨坦附近的巴贝尔斯贝格俱乐部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这家明确坚持反歧视立场的俱乐部，主场就叫“卡尔·李卜克内西球场”——以一位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命名。2015年移民危机时，他们组建了难民球队，邀请公开出柜的前德国国脚希茨尔斯佩格来助力反歧视，为自闭症球员建队，甚至还办起了日托。

俱乐部还加入了名为“Gesellschaftsspiele”的反歧视球迷联盟，和柏林网球俱乐部站在一起。俱乐部顾问委员会成员说得很清楚：“我们民主、反对歧视、反对法西斯——我们这个国家有一段必须铭记的历史。”

2024年，AfD的崛起曾在柏林引发多达15万人的抗议，多个俱乐部的球迷组织举着横幅走上街头。拜仁慕尼黑荣誉主席赫内斯公开批评AfD；时任主帅图赫尔表态“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尤其考虑到我们的历史，必须特别反对右翼极端主义，这一点不容置疑。”

当AfD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中取得主导地位，回头看开姆尼茨那座空了大半的球场，斯蒂凡的那句话依然在耳边："还会有人觉得来球场是安全的吗？如果这是你的形象，那你就别想找到愿意帮你成长的赞助商了。"

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足球是社区，是身份，也是一面照出时代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