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时说：“突然冒出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

1964年7月，毛主席谈到自己的战争经历时，把“二十五年”算得很具体：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二十二年，再加抗美援朝三年，共二十五年。

两个月前，5月1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
毛主席会见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和奥地利《红旗》代表团，谈话涉及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和革命道路。说到自己时，他只用了两句话：“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

这里最值得追下去的，是“二十五年”和“偶然性”放在了一起。
毛主席并没有把二十五年战争解释成个人命硬。1959年同新西兰共产党负责人威尔科克斯谈话时，他把军事经验压缩成三件极普通的事：“人要吃饭，走路要用脚，子弹能打死人。”

1963年两人再次见面，他又把三句话拆开讲。
部队没有饭吃，无法持续作战；徒步调动几十里，不可能像地图上的小旗子那样抬手就到；一支部队连续苦战后已经伤亡、疲惫，再把它当成生力军投入攻击，代价只能落到战士身上。

这些话听起来不像战略学，更像前线常识。
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恰恰有过指挥脱离部队实际的教训。地图上的距离和士兵脚下的距离不是一回事，命令要求的速度和人的体力也不是一回事。

指挥一旦把粮食、道路、休整和伤亡从计算里拿掉，部队就要拿生命补上这个缺口。

1935年长征途中，战争的另一面就在毛主席身边发生。中央红军过大渡河以后遭遇敌机轰炸，毛主席身边的卫士长牺牲。1965年同斯诺谈话时，他主动提起这次空袭，也提到战争中还有多次类似危险。炸弹落在谁身边，弹片朝哪个方向飞，人能不能在几秒钟里躲过去，指挥员没有办法把这些细节变成一套必然安全的办法。

1927年秋收起义前，他还经历过另一种险境。
毛主席在联络起义力量途中被地方民团抓住，押往团防机关。后来他向斯诺回忆，自己曾试图设法脱身，临近目的地时才找到机会逃走，钻进田野高草中躲到天黑。搜捕者数次靠近，最终没有发现他。脱身以后，他翻山赶路，重新找到农民武装。

一个人能不能从搜捕中逃出去，能不能从一次轰炸中活下来，确有难以控制的成分。1962年会见巴西客人时，毛主席已经把这种看法说得很明白：革命中具体哪些人能够留下，带有偶然性；总会有人继续承担斗争，但具体落到“张三还是李四”，并非事先安排。

可战争本身不能这样处理。
1927年以前，毛主席并没有把自己的人生预先安排成军事道路。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的武装镇压压缩了共产党原有的活动空间，武装斗争由选择逐渐变成生存问题。进入农村以后，土地关系怎样处理，农民怎样发动，部队怎样保存，也都没有现成答案。很多办法经过失败才被修改，很多认识是在付出代价以后才变得具体。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此后部队要面对的，不只是哪一仗打赢，还包括能不能摆脱追击，能不能保存有生力量，能不能在长距离行军后重新组织作战。

道路、粮食、部队体力、敌军位置，每一样都能改变下一步行动。活下来的一名指挥员如果仍旧重复已经失败的办法，个人幸存并不能替一支军队换来出路。

1964年5月17日那次会见里，毛主席说完“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以后，很快谈到1927年前并没有准备打仗，也谈到对土地问题、农村情况的认识经历了长期过程。

两个月后，他再次提起二十五年战争，又说自己原来不会打仗，是在战争过程中逐步学会的。

这样看，二十五年里其实并排放着两套完全不同的东西。
炸弹偏几米，搜捕者少走几步，个人也许就能多活一天，这部分可以叫偶然。可是部队明天吃什么、走多远、什么时候休整、失败以后改不改办法，都必须有人计算、有人调整，并在下一次行动中承担结果。

毛主席把自己的存活归给“偶然性”，并没有把战争胜负也交给偶然。

1963年解释“走路要用脚”时，那面地图上的小旗子仍是最具体的东西。桌面上挪一下只要一秒，山路上的部队却要一步一步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