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张学良的特务只有一个加强连，为何在大陆十年里无人来营救？

1937年6月底，东北军整编基本完成。原来围绕张学良运转的几个军，被分别放进新的指挥系统。各军以军为单位直接隶属中央，人事、经费、训练和调动随之调整。

张学良此时仍被拘禁。他的旧部还有十余万人，枪械、番号、军长都没有凭空消失。可到了这一步，哪位将领还能命令几个军一起离开驻地，向浙江方向开拔？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

张学良失去武装营救机会，真正的转折发生在西安，而不是雪窦山门口。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随后被留在南京。12月31日，军事法庭判处他十年徒刑。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特赦，却继续交军事委员会管束。

人回不来了，留在西北的东北军却仍保持着相当完整的建制。

这时，营救张学良还不是一句空话。
1937年1月上旬，有关东北军内部情况的报告中，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仍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列为重要条件。如果张学良遭遇严重危险，他们甚至考虑动用兵力抗衡。孙铭九、应德田等少壮军官走得更远，坚持在撤兵之前先解决张学良回陕的问题。

东北军真正发生冲突的，是先后顺序。
王以哲、何柱国等人面对中央军向陕西施加的军事压力，更担心东北军被拖进一场没有把握的内战。他们主张先解决陕甘善后，保存现有部队，再通过交涉争取张学良。少壮派担心的恰恰相反：军队一旦撤走，南京承受的压力会下降，张学良回来只会更难。

两种办法都围着同一个人打转，却要求军队朝完全不同的方向走。

2月2日，冲突突然见血。少壮派人员枪杀第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是东北军高级将领，在各军之间具有相当影响。枪声过后，高级军官同少壮派迅速决裂，一些部队开始彼此戒备。此前还能共同向南京提出条件的东北军，先失去了内部协调。

接下来的变化一环扣一环。
3月起，东北军各部陆续离开陕西，分别调往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到4月下旬，大规模东调基本结束。原来集中在西北、各军之间能够较快联系的军事集团，被拉开到几个省份。部队的驻地变了，铁路运输、补给渠道和命令来源也跟着改变。
随后进行的整编又向前推了一步。

从4月到6月，各军开始直接隶属中央。东北军的军、师仍然存在，东调后的旧部仍有十余万人，可这个数字已经不能等同于张学良能够支配的十余万人。一个军长只能掌握自己辖下的部队，谁也没有张学良过去那种召集各军、统一决定行动方向的地位。

这种变化比增加多少警卫更有效。
张学良被送到浙江奉化雪窦山后，贴身监视他的军统人员有30多人，外围另驻一个连的武装宪兵，并配有电台、车辆。后来张学思前去探望，也看到类似的警戒状态。一个宪兵连当然挡不住十余万军队正面进攻，可当时已经不存在十余万人同时向雪窦山开进的军令。

任何一支部队若想单独行动，都要先离开自己的防区，再解决铁路、补给、沿途驻军和目的地位置。行动规模越大，越难隐蔽；规模太小，又很难同负责拘禁的武装力量长期对抗。营救已经从1937年1月的政治军事选择，变成某支部队擅自脱离整个指挥系统的冒险。
张学良本人还在不断转移。

雪窦山之后，他又辗转安徽、江西、湖南、贵州、重庆等地。关押地点一变，监视人员随之移动。外部人员即便有行动意愿，也得重新掌握他的准确位置。七七事变爆发后，旧东北军各部又陆续投入抗日战场，驻地和任务继续变化。

旧部对张学良的感情并没有随着整编一起消失。有人探望，有人交涉，也一直有人希望他恢复自由。可感情要变成一次跨省的武装行动，中间隔着军令、驻地、交通、补给和几个军之间早已断开的共同指挥关系。

1937年1月，东北军还在争“先撤兵还是先让张学良回来”；半年以后，各军已经分驻数省，分别接受新的命令。营救张学良最有可能形成军事压力的那段时间，就夹在这短短几个月里。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送往台湾，大陆近十年的拘禁结束。
此时距离西安事变已经过去近十年，当初那支能够围绕他集中行动的东北军，也早已在整编和抗战中走向不同的战场。

雪窦山上的警卫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同十余万军队较量。可1937年夏天以后，需要提防的已经不是一支受张学良统一指挥的东北军。

那张能够让几个军同时开动的命令，再也无人能以他的名义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