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海上贸易中，有专门负责翻译异域商人语言的“译人”岗位。

一艘来自南海的商船停靠在东晋广州港，船上的人和岸上的官员面对面站着，谁也听不懂谁说的话。

货物明摆在那里，交易的意图双方都明白，但价格怎么谈、税怎么算、舱里有没有违禁的东西，这些问题悬在空气里，没有着落。

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专门负责沟通的译人。一个人站在两者之间，话从一种语言进去，从另一种语言出来。

东晋立国于江南，政治重心在建康，但海上贸易的实际枢纽在广州。

广州自汉代起便是南海贸易的重要出入口，东晋时期这一格局延续，来自东南亚、南亚乃至更远地方的商船在此停泊，带来香药、珍珠、琉璃器等物，换取丝帛和铜钱。

管辖广州的刺史，实际上同时处理着大量涉及外商的事务，外国使团和商人与官府之间的沟通，离不开专门的翻译人员。

"译"这个字在中国典籍里出现得很早。

《礼记·王制》里提到，东方的翻译叫"寄"，南方的叫"象"，西方的叫"狄鞮"，北方的叫"译"，后来"译"成了通称。

从先秦开始，边境往来和外交场合就有专职负责翻译的人，汉代边疆设有"译长"，负责周边民族的语言沟通，这套制度框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下来，具体名称和职级有所调整，基本功能没有变。

东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外交往来的一面，也有商业贸易的一面。

《晋书·四夷传》记录了多个外国政权遣使入贡的情形，使团抵达时，沟通工作自然有专人承担。

商贸场合与外交场合的性质不同，前者更日常，发生在码头和市场，涉及的人更多、语言更杂。

南海沿岸的商人来自不同地方，各自带着本地的语言，广州口岸上某一时期可能同时出现数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不是找一个人就能全部解决的。

这里需要说清楚的是，港口上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并非全都纳入官方正式编制，也未必都有固定的官职衔名。

能从史料中明确看到的，是涉外事务中"译"的功能始终存在，负责承担这一功能的人在实际操作层面不可或缺。至于他们的身份构成，则更为多样。

法显是东晋义熙年间由海路返回中国的僧人，在外游历十余年，写下了《佛国记》。

书里记录了沿途各地的风土，也留下了当时海路通行状况的实际信息，可以看出东晋与南海各地之间的船运往来已相当频繁。

商人、僧侣、使节，各类人物共用这些航线，语言问题在每一个停靠的港口都真实存在，法显本人在海外期间也面临过类似的沟通难题。

译人的身份来源，现有史料提供的信息相对有限，以下的判断有一部分依赖推断。

可以确认的是，官方涉外机构会配置沟通人员；长期从事南海贸易的商人中，有人自带通晓外语的随从，或者与固定的译人长期合作。

在广州这样的港口城市，懂得南海沿岸语言的人有稳定的需求，也有相应的谋生空间。这类人员未必是从官府领俸禄的正式官吏，但在贸易流程里的位置很难绕开。

东晋官方对外商入港有明确的管理程序：货物申报、核验、纳税，交易在规定范围内进行。

这些环节每一步都需要语言沟通，译人介入的点远不止谈价钱，还包括申报核验和争议处置。

一旦双方在交易中产生纠纷，没有能把话讲清楚的人在场，问题就无从解决。这一点决定了译人在整个流程里不是装饰性角色。

译人掌握的不只是两种语言。

南海贸易涉及的货品名称、计量方式、货币换算，各地商人的交易习惯和禁忌，这些知识积累在一个有经验的译人身上，构成了真正难以替代的东西。

懂语言的人或许不在少数，但懂语言又熟悉贸易惯例的人，数量就有限了。

让人有点好奇的是，那些常年在广州码头上做这行的人，在历史上具体留下了多少痕迹。《晋书》记的是使团名目和贡物清单，市场上每天发生的那些来回沟通，没有人专门去记录。

译人站在两种语言之间，把话传过去，再把回应带回来。自己的名字，大概从来不在任何案卷里单独留存。

参考资料：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法显著、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
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