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傅斯年作为北大代理校长主持复校，清退数十名伪北大附逆教授。哪怕容庚是学界泰斗，想回北大任教，也被傅斯年拒绝。更绝的是，他一句话戳穿周作人自我辩护的说辞，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也因附逆，遭到舆论谴责，随后被当作汉奸逮捕。


1946年5月5日，傅斯年在北平接受记者采访时，改了一条自己此前说得很重的话。
几个月前，他公开宣布，伪北大教授一个也不聘。

可这一天，他同意留下临时大学医学院里一批原协和系统的教师，理由很直接：这些人学业好。北大正准备新设医学院，师资奇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强制关闭，不少中国医生转入伪北大医学院任职。若把这批人全部挡在门外，新医学院连基本骨架都很难搭起来。

傅斯年主持复员后，校长、学生和教师走了三条路。
1945年抗战结束，北平原有校舍、实验设备、图书，以及日伪时期扩出的农、工、医三院都摆在眼前。八年战争过后，西南联大的北大师生也要北返。

房屋和仪器可以接收，原有人员却没有随校产整批变成复员北大的正式师生。

这套办法也不是傅斯年一个人关起门来决定的。1945年8月22日，北大教授谈话会原先提出得更硬，主张伪北大停办，学生和教职员解散，农、工、医三院只接校产，不接员生。9月，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尚在美国，由傅斯年代行校长职务。10月，教育部开始甄审敌伪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又在北平设立八个临时大学补习班，安置相关学校五千余名学生。

傅斯年接受了学生甄审的安排。
11月11日，他在昆明谈北大迁校计划时明确提出，伪北大学生可以依政府规定办理手续，其中一部分优秀者继续求学。

11月底，他又在重庆向记者把区别划开：原伪北大教职员不能直接取得今后的教职，学生则先补习，再按程序转入相应年级。到1946年5月，他抵达北平后，又向学生代表具体说明北大准备接收哪些补习班学生。

教师这一边始终收得更紧。大学教授有专业资格，也占据公开教育职位。战时进入敌伪控制的高等学校任重要教职，复员时还要重新过聘任这一关。

1946年7月底，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结束，大部分原教员被遣散，只有少部分经过审查进入北大。傅斯年手中最实际的一项权力，就是重新发北大的教师聘书。

容庚正好撞在这道门槛上。
他不是无名之辈。早年毕业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曾在北大、燕京大学任教，在古文字、金石和青铜器研究上已经成名。燕京大学被日军关闭后，容庚留在北平，1942年进入伪北大任教授。
1945年11月7日，他公开致信傅斯年，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离开北平。他提到多年搜集的书籍、彝器，也提到教学与研究，希望自己的留平经历得到不同处置。这封信没有换来北大的聘书。战后容庚接受广西大学邀请，后来又到岭南大学任教。

容庚的学术地位没有消失，北大的人事决定也没有因此改变。他仍然可以研究，也能到别处任教，却没有凭原有声望直接取得复员北大的教授席位。
周作人的处境又多了一层。他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北大的教师名单。

1937年北大南迁时，周作人确曾受蒋梦麟委托留在北平，保管部分校产。后来周作人在法庭上以此辩护，蒋梦麟还专门为这段经历出具证明。可他的履历没有停在1937年。他后来进入伪北大，担任教授、文学院院长，又在汪伪政权的文化教育机构中任职。

蒋梦麟能够证明的是1937年的留守委托，几年后增加的伪职已经是另一段履历。傅斯年没有因为早期留守身份恢复周作人的北大教职。1945年12月，他公开谈及周作人时，也把此人后来附逆的经历作为拒绝宽宥的理由。

12月6日，周作人被捕。此后的侦查、起诉和公审进入国家司法程序。1946年6月，检察官正式起诉，7月至9月连续开庭，11月首都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北大是否发聘书，由学校处理；周作人的行为是否进入汉奸案件中的刑事责任，则由司法机关办理。

这条界线在医学院那里又露出另一面。原协和教师进入伪北大医学院，各人的经历并不相同，而北大确实缺少医学师资。1946年5月后，其中一部分得到留用。傅斯年此前宣布的严厉原则，在具体甄审中出现了例外，却没有变成原伪北大教员整体转正。

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在北平正式复员开学。
学校由原来的文、理、法三院扩成文、理、法、农、工、医六院，经过甄审的一批学生走进新课堂，大部分原伪北大教员没有随他们一起留下。

容庚去了别处教书，周作人留在司法程序中，原协和出身的一批医学教师则站上新医学院的讲台。北大接回房屋、图书和设备，学生经过甄审取得学籍，教授重新拿聘书。
战争结束后，同一座校园里几类人的去向，就这样被一张张名单重新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