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春，红二、六军团被国民党军围困在云南宣威黑风口。就在贺龙准备血战突围的时候，滇军少将张冲（字云鹏）悄悄派副官送来一封亲笔信：“云鹏奉命剿赤，实非情愿。红军为仁义之师，云鹏甚为敬之，愿在防地上为红军让出一条道路。“

1936年4月11日，龙云给蒋介石发出一封军情电报。红二、六军团已经越过普渡河。龙云在电报中提到的原因很具体：增援没有及时接上，防守地域铺得过宽，红军抓住空隙分股渡过。
就在几天前，这条路还被滇军堵着。

堵在普渡河铁索桥方向的，正是张冲第九旅。张冲奉龙云军令率数千人赶到前方，抢占渡口。红军先头部队抵近时，铁索桥已经落在滇军控制之下。

前面是河，桥头有人守，后面还有追兵，硬攻意味着把部队压在一个狭窄渡口上同滇军拼消耗。
这和人们熟悉的那个张冲形象并不完全一样。1936年春，他并没有退出战场。他仍然是龙云手下的旅长，仍然带兵执行堵截任务，甚至一度真正卡住了红军北进的道路。

可张冲也没有把这场追剿打成一场不计代价的死战。

这一点，要从云南当时的军政处境看。
3月20日，红二、六军团进入宣威一带。三天后，来宾铺、虎头山、陡山坡附近发生激战。

滇军正面拦截，其他部队从外围追压。红军打过这一仗后迅速转移，没有停下来争城夺地，而是继续寻找甩开追兵、北渡金沙江的道路。

龙云面对的却不止红军。
南京方面要求云南出兵堵截，中央军也在追着红军向西南推进。对龙云来说，红军进入云南必须应付，可中央军如果借着追剿一路深入，同样会碰到云南的地方军权。3月下旬，云南方面已经在催促尽快把红军逐出省境，同时担心中央军借机继续进入云南。

这时的滇军，每打一仗都要算两笔账。

一笔是眼前的战事。红军必须拦，交通线和省城不能任其逼近。
另一笔是自己的家底。滇军若在追剿中被大量消耗，补上来的很可能不是云南自己的部队。枪还在谁手里，决定龙云在昆明还能说多重的话。

张冲比一般滇军军官更清楚这种分寸。

1931年，他曾同卢汉等人参与“四师长倒龙”。事情失败后，龙云重新掌握局面，张冲一度被捕，随后获释，改任第九旅旅长。

五年后，他仍在龙云军令体系内带兵。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没有公开拒绝军令的空间。

龙云让他去普渡河，他去了。
第九旅占住铁索桥，红军原定的渡河路线被封。与此同时，款庄、小松园一带也有滇军行动。红二、六军团如果继续沿原路线硬冲，就要在几处堵截线上连续作战。

贺龙等人没有把兵力耗在桥头。
红军突然掉头，向昆明方向逼近。
这一动立刻改变了龙云的用兵次序。外围可以丢几段道路，昆明却不能出事。省城附近兵力吃紧，原先用于堵截红军的部队开始回调，张冲、孙渡等部也被牵动。

几天前还集中在普渡河方向的力量，被省城的压力拉开。

红军随即转向富民一带。
铁索桥没有被正面夺下来，原来那条路也不再重要了。部队沿新的方向寻找薄弱位置，在滇军尚未重新合拢以前越过普渡河。

4月11日龙云发给蒋介石的电报，记录下的正是这个结果。

张冲在这场变化中占多大分量，也就有了边界。

他手里只有一个旅，无法决定龙云怎样调动全省部队，也无法决定红军下一步走向哪里。普渡河能否守住，取决于各路兵力能不能及时衔接；红军能不能出去，又取决于贺龙等人能否避开强点，逼迫对方改变部署。

张冲能决定的，是自己的部队追到什么程度、同红军拼到什么程度。

1980年张冲逝世后公开发表的悼词，提到他在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对阻击命令曾有过消极抵制、按兵不动的表现。这和普渡河的行动并不冲突。

一个滇军旅长可以奉命占桥，也可以不把全旅押进一场必须打到最后一个人的追击战。

他当时还没有脱离滇军，更没有公开改变阵营。
保存部队、服从龙云、避免中央军借战事扩大在云南的力量，与他对红军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全面抗战爆发后，这种变化才一步步变得清楚。张冲率部出省作战，在汉口同叶剑英、罗炳辉等接触。此后几年，他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逐渐加深。1947年，他进入解放区，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36年的滇军旅长走到1947年的选择，中间隔着十余年。宣威、普渡河、抗日战场，每一步都没有替下一步预先写好答案。

那年4月，张冲第九旅曾实实在在守在普渡河边。几天之后，同一支部队又被昆明方向的军令牵动。红二、六军团没有从铁索桥正面撞过去，而是从被调动拉开的防线上找到了缺口。

龙云的电报送往南京时，红军已经在河对岸继续西进。
桥还横在原处，守桥的人已经换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