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查获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因为拿不出暂住证被带到了收容审查的地方，原本以为只是例行公事的盘问，可当民警拿着纸笔让他登记籍贯、写下名字的那一刻，平时见惯了各种流浪人员的民警突然像触电一样愣在原地，手里的笔差点掉在地上，盯着眼前的落魄汉子脱口惊呼：“您难道就是那个当年名震四方、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杞县王耀军吗？”

民警张建国喊出那句话时，自己的耳朵都在发烫。他当班十年，收容过偷钱包的、躲债的、找活儿找不着睡桥洞的，可从来没有哪一回，手抖得连笔帽都拧不开。他对面那个人，头发黏成毡，棉袄袖口露着发黑的棉絮，指甲缝里全是泥，可听见“王耀军”三个字，抬了一下眼皮，没点头也没摇头，伸手把纸轻轻转了个方向，正对着自己。

“写完了。”他说。

张建国低头一看，登记表姓名栏确实写着“王耀军”，籍贯“河南杞县”，一笔一画，端端正正。这手字搁在报纸上能当标题，搁在墙上能让人站定了看半天。旁边的小李凑过来瞟了一眼，吸了口凉气，小声说：“建哥，我老家商丘的，俺们那边墙上真有他写的诗，村口磨坊、镇中学后墙，好几年了没人擦。”

张建国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局里搞文化学习，老科长在会上提过一嘴：别瞧不起街头流浪的，河南有个王耀军，一路走一路写，墙就是他的纸，走到哪写到哪，老百姓拿他当活着的民间秀才。当时大家只当故事听，谁能想到，一年之后，这个人穿着露棉絮的破袄子坐在自己面前。

张建国把登记表搁下，声音缓下来：“您真是那个写墙的？”那人没答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截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头，又撕了登记表边角一片白纸，低头写了几行字。写完推过来，张建国一看，纸上没有怨气，没有求饶，只有四句干干净净的话，说的是天冷、路远、人如飞鸟，飞不动了落在檐下歇一歇。

小李眼尖，看见铅笔头尾部还缠着一圈胶布，缠得很仔细，想必断了又接，接了又断，反复很多回了。

“您这个……”张建国张了张嘴，本来想问“您怎么会落到这地步”，话到嘴边咽了回去。他见过太多流浪的人，各有各的路，没必要刨根问底。倒是王耀军自己把铅笔头收回口袋，说：“路过北京，想看看天安门，没想久留。”

张建国犹豫了一下，起身去食堂端了碗热粥，又掰了半个馒头搁在他面前。“先吃，吃完再说。”王耀军没推辞，低头喝粥，一口一口，喝得很慢。粥的热气扑在脸上，他灰白的眉毛上凝了一层细细的水珠。

按流程，拿不出暂住证，要么遣返原籍，要么通知家属来接。张建国翻了翻登记册，这人原籍河南，可问起家里还有什么人，他只说：“父母早走了，没有妻小，一个人走惯了。”张建国犯了难。按规矩办，只能把他送上去河南的火车；可看他这模样，身上连买瓶水的钱都没有，到了地方往哪去？

小李在旁边出主意：“要不让他写首诗，证明一下身份，我们跟上面说说情况，通融通融。”张建国瞪了他一眼：“证明什么？他这双手写出来的字就是证明，还用你考？”可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拿了张新纸，请王耀军再写一首，自己好附在情况说明后面，让领导知道这个人不是普通游民。

王耀军想了想，拿起笔，这一次写得比方才慢。写完，张建国拿起来，纸上说他自己是云、是风，走到哪里都没根，但没根也是一种活法。字还是那个字，稳当当的，不抖不潦草，像钉在墙上的钉子。

张建国把那张纸看了两遍，没再说话。他转身去找值班领导，把登记表、诗文、自己的意见一起递上去。领导看完，沉默了一会儿，批了一行字：允许自行离开，不做遣返处理。

张建国拿着批文回来时，王耀军已经把碗筷收拾齐整，放在桌角。他站起来，个头不高，背微微驼着，却把腰挺得笔直。

“走吧。”张建国说，“没事了。”王耀军点点头，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张登记表，表上他的名字还湿着墨。他没说什么，掀开棉帘子出去了。北京冬天的风一下子灌进来，吹得桌上那张写诗的纸掀了个角。

张建国坐回椅子上，把那页纸压平，又看了一遍最后两行。小李凑过来问：“就这么让他走了？”张建国说：“不然呢？他在墙上写诗，写了几百面墙，没一面墙挡过他走路。”

那天傍晚，张建国下班路过收容所门口的水泥台阶，看见台阶上用碎砖头压着一张纸。他捡起来，纸上用铅笔画了一扇门，门半开着，门里空荡荡的，门外画了一条细线，弯弯曲曲往远处去了，像条没走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