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一个叛变过我党的中统高官，途经延安，李克农非但没有抓他，反而还把他放走了！

1945年5月1日，西安召开了一次保密等级很高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
主持人是胡宗南，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西安市长王友直以及中统方面的头目参加。与会者使用化名，本人不能到场，也不能随便派人顶替。

会议结束后，完整记录却到了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手中。
把它送出来的人叫李茂堂。此时他就在中统系统任职，而且位置不低。王超北晚年回忆，类似的会议记录后来还不断送出，李茂堂甚至把中统电报密码交给中共中央。

一个地下党员很难走进这样的会议室，李茂堂却能坐在桌边，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回去以后还可以继续接触中统内部的文件。
几个月后，这个人去了延安。

如果只看他的公开履历，麻烦很大。
李茂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长期在陕西从事地下活动。1935年前后的那次转折，却留下了两种不同记录。安康地方党史记载，他失去组织关系后，于1935年9月经有关机关同意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王超北晚年回忆却更严厉，称李茂堂自首以后还曾带特务到上海搜捕自己。

两种记录有一点却很清楚：到了1941年前后，王超北起初并不愿重新接触李茂堂。

那一年，李茂堂从兰州回到西安，托人送信给王超北，表示自己能够提供中统内部的反共资料。

王超北拒绝见面。领导西安方面工作的伍云甫却面临一个很现实的困难：胡宗南方面正在加强对中共驻西安机构的监视和压迫，中共需要知道对方内部准备做什么，外围关系很难摸到中统和胡宗南系统的核心部署。

此后，中央同意由王超北与李茂堂建立秘密联系。两个人过去的恩怨没有因此消失，李茂堂的党籍也没有马上恢复。他仍然穿着中统人员的外衣，继续在国民党机关里任职，只把能够接触到的情报沿秘密渠道送出去。

这种安排持续了几年。
1944年1月，国民党军政部西安办事处要求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撤销电台。

1月16日，四十多名宪兵特务包围办事处并强行搜查。中共中央随即要求西安准备秘密收报机，防止公开通信被切断。西安城里，公开办事机构受到搜查，秘密通信必须另找办法，谁能提前摸到国民党内部动向，谁就能多争取一点时间。

李茂堂在中统里的位置恰好提供了这种条件。
他能参加胡宗南主持的秘密会议，能接触中统内部通信，也能知道国民党党务、军政和特务机关之间的联系。
这个位置的价值有一个苛刻前提：李茂堂必须继续让中统相信，他还是他们的人。

到了1945年11月，李茂堂前往延安，需要解决的已经不只是个人过去那段复杂经历。他已经秘密工作数年，却一直没有重新取得正式党员身份。与此同时，西安的地下情报工作也到了重新组织的时候。

中共中央就在这个月正式批准成立西安情报处，由中央社会部领导，王超北任处长，李茂堂任副处长。这个机构承担搜集国民党党、政、军重要情报、策反、统战以及支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等任务。李茂堂也经批准重新履行入党手续。

这时如果把李茂堂留在延安，会发生什么？
他可以留下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却会立即失去原来的职务。中统内部不会再让他参加会议，胡宗南系统的文件也不会继续送到他的桌面。一个已经潜入多年、能够接触内部机密的位置，会在公开脱离的那一刻失效。

所以李克农参与处理李茂堂问题后，延安没有把他留下。
李茂堂重新返回西安。公开的一面，他仍然以国民党特务系统人员的身份活动；秘密的一面，他已经成为中央社会部领导下的西安情报处副处长。两个身份不能见光，却必须同时存在。

这也决定了他承担的风险。组织承认他的党员身份，并没有让他从中统的环境里退出。

他仍要和原来的同事来往，继续进入那些会议，继续维持原有关系。
一旦身份泄露，损失的不只是一个人，沿着单线联系追查下去，西安地下情报网络也可能受到牵连。

1945年11月以后，西安情报处继续存在，李茂堂也继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
中央没有因为他已经重新入党，就要求他立即公开身份。
相反，他在中统里待得越像原来的李茂堂，那张办公桌、那些会议资格和机关关系才越有用。

多年以后，这种经历也留下了后果。秘密工作留下的公开履历，与真实承担的任务长期处在相反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李茂堂一度受到审查，1953年病逝，1982年才经复查恢复名誉。

安康地方党史今天仍把他列入当地党史人物。

1945年的延安没有留住李茂堂这个人。
西安那边，中统的门还向他开着，胡宗南系统的会议还需要这种身份才能进去。中央要保住的，正是这扇尚未关上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