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过：“如果我们的党员队伍中出现了先为自己办事的人，忘记了老百姓，那就要毫不客气地把他开除出革命队伍去！”这句话，是毛主席在1950年2月27日说的。


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文件写得很具体，要检查党的路线、决议和党纪执行情况，也要“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一个多月。
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城市、工厂、财政和各级行政机关却已经陆续接到共产党干部手里。

过去许多人住窑洞、钻山沟，手边能调动的东西很少；进城以后不同了，机关有汽车，有住房，有警卫，有招待经费，还有一套能够把领导要求迅速传下去的行政系统。

三个月后，毛主席从苏联回国，专列进入东北。
1950年2月27日下午，专列停在哈尔滨。毛主席当天去了哈尔滨车辆厂。这个厂规模较大，旧称“三十六棚”。他察看车间，又询问哈尔滨还有哪些大工厂。后来登上哈尔滨国际旅行社楼顶，他继续问城市人口和工厂分布，并提出多办工厂，把哈尔滨建设成工业生产城市。

这时摆在地方干部面前的事情很现实。
城市已经接管，机器要开起来，生产要恢复，几十万人的城市要管理。

傍晚回到颐园街1号以后，毛主席继续听取松江省和哈尔滨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当晚，地方干部请他题词。

毛主席给哈尔滨市委写的是“发展生产”；给松江省委留下“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还为青年团代表大会题写“学习马列主义”，为《松江日报》题写报头。

“发展生产”和“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就写在同一次哈尔滨停留中。
这种警告并非到哈尔滨才出现。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全国胜利已经可以预见，党的工作重心准备从乡村转向城市。

毛主席在会上提出，夺取全国胜利以后，党内可能出现骄傲、自居功臣、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等情形，还特别警告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会上留下的“两个务必”，一个要求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一个要求继续保持艰苦奋斗。

到了哈尔滨，这些话已经进入具体的城市生活。
2月27日晚，同省市干部谈话时，毛主席把党员办事的先后次序说得很重：“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必须吃苦在前，只有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了，我们共产党人才可以考虑办一办自己个人的事了。如果我们的党员队伍中出现了先为自己办事的人，那就要毫不客气地把他开除出革命队伍中！”

这里涉及的也不只是吃得好不好、住得好不好。
一个干部没有公共权力时，个人生活主要影响自己；一旦进入党政机关，车辆由机关安排，住房由地方准备，警卫可以封路，宴请需要财政和后勤支出，个人的偏好便可能调动一串人和一批公共资源。战争年代很少出现的条件，进城以后每天都会碰到。

专列第二天到了长春。
为了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当地实行戒严，街道上的群众被隔开。毛主席发现街面情况后提出批评，不赞成为了领导人到来影响群众正常生活，戒严随后被解除。

这一次没有涉及丰盛宴席，动用的是警卫力量。
3月1日，专列到达沈阳。当地的接待规格又提高了。毛主席在干部会上批评大吃大喝和铺张接待，并重新提起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干部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哈尔滨留下的是题词，长春碰到的是戒严，沈阳出现的是接待。三件事情分别牵涉机关作风、警卫安排和公共开支。

而党内处分也有另一套明确规定。
当时执行的七大党章已经规定，党员违反党纪，可以受到警告、撤销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处分。开除党籍属于最高处分，党章要求慎重处理，并规定相应的组织程序。毛主席在哈尔滨所说的“开除出革命队伍”，并没有把一次普通私人事务变成自动开除党籍的条款。

他压得很重的，是次序。
在一个刚刚建立全国政权的党内，谁先吃、谁先住、谁先通行，看起来都是小事；可一旦由机关出钱、警卫封路、地方层层安排，小事就已经进入公权力运行。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各级机关清查账目、检查干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被放进同一场整顿中处理。此前成立的纪律检查机构，也继续处理党内违纪问题。

哈尔滨那次谈话并没有直接产生后来全部的整顿行动。七届二中全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党章已有的纪律规定，都早于1950年2月27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更像是这些要求进入城市以后碰到的一次具体检验。

毛主席离开哈尔滨后，“发展生产”留给了这座正在恢复工业的城市，“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留在了省级机关。

一个管机器和工厂，一个管坐进办公室以后的人。后来那幅“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的题词长期悬挂在黑龙江省委办公楼里，纸上的字没有变，周围能够支配的车辆、房屋、财政和行政资源，却早已不是战争年代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