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西野土基前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作完战役总结讲话，廖汉生当即站起身：“要是信不过我们纵队领导，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我不干了！”
紧接着贺炳炎也站起来：“对也骂，错也骂，就你一个人最正确！我也不干了！”

1948年5月26日，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洛川土基镇召开。
彭德怀把刚结束的西府、陇东战役摆上桌面，一项项追究问题。说到第一纵队时，廖汉生站了起来。


廖汉生后来回忆，彭德怀批评一纵“没有意识到危险，走了”。他听进耳朵，却成了“有意识地走了”。前一句说的是对危险判断不够，后一句听起来却成了明知有危险还先行退走。

廖汉生当场反问：“什么叫有意识的？”争执由此爆开，贺炳炎也卷了进来。

这场争执前面，压着两件没有说清楚的事。
5月5日至6日，屯子镇方向吃紧。六纵一部被敌军压住，彭德怀调第一纵队赶去接应。一纵没有按照预定速度赶到。独一旅行军途中遭到敌机袭扰，被迫停顿，三五八旅又被胡宗南整编第六十五师隔断。等各部重新接上，战场态势已经发生变化。

彭德怀把一纵这次行动列为“迟缓”。
可一纵面对的并不是简单的行军慢了几小时。敌机在头顶压着，前路又被敌军截断，几个旅无法按照原来的队形和路线同时前进。屯子镇的解围没有达到原先要求，这笔账就留到了战役总结会上。
五天以后，一纵又出了一次问题。

5月11日，一纵到达公和源一带。
彭德怀要找廖汉生通话，没有找到，电话直接接到了七一六团政委栗光祥那里。彭德怀的原意，是让部队在当地休整、筹粮，同时准备伏击追来的敌军。

命令传下去以后，意思却变了。
一纵接到的信息成了继续向东转移，部队随即离开原定地域。廖汉生后来承认，一纵把彭德怀的意思“弄反了”。

这一次，问题落在了指挥程序上。
野战军司令员的口头命令没有经过纵队、旅两级完整传递，直接到了团一级；纵队方面又没有在大部队开拔前重新核准。原本包含休整、筹粮和伏击的部署，执行时变成了继续东移。

而这时，整个西府、陇东战役也已经变了样。
4月下旬，西野一度攻入宝鸡，随后胡宗南部迅速回援，马步芳部也从西面压来。西野远离根据地，粮食、运输都越来越困难，连续作战后的部队也需要休整。

彭德怀原先对胡、马两部之间的矛盾估计较重，对敌军增援速度判断不足。到5月12日，西野结束这一阶段作战，撤回陇东。

三天后，彭德怀等提出，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检查这次作战。5月26日土基会议开幕，彭德怀在《春季攻势总结》中先检讨前委和指挥机关的问题，战役准备不充分，对敌情判断有误，整体指导上的主要责任由他承担。

说到第一纵队，他并没有抹掉一纵此前的战绩，仍肯定其作战“坚决勇敢迅速”。接下来，5月6日增援迟缓、5月11日转移过早，两件事一起摆到了会上。

廖汉生最难接受的，正是在这里。
5月11日的转移，本来就同那次口头命令传递失真有关。
一纵执行错了命令，这个责任躲不开；彭德怀越过纵队、旅直接把命令下到团，纵队干部没有及时掌握完整意图，同样已经发生在战场上。
等彭德怀在会上又说到“没有意识到危险，走了”，廖汉生偏偏听成“有意识地走了”。一个“没”字听漏，批评的性质完全变了。

他随即站起来争辩。贺炳炎也加入其中，会场上的冲突一下顶了上去。

第一纵队原由晋绥部队编成，贺炳炎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两人过去长期在贺龙领导下作战。1947年西北野战军成立以后，一纵归彭德怀统一指挥。

到了土基会议，这支部队已经在彭德怀手下打了一年仗，纵队干部必须对野战军总部负责，原来的老领导也不能替他们挡下作战责任。

贺龙当时参加了会议。

他没有顺着老部下的火气说话。5月31日，贺龙在会上要求干部服从西北野战军的统一指挥，受到批评也要听得进去。散会后，林伯渠、贺龙、王维舟、习仲勋等人又找一纵干部谈，彭德怀也继续听取他们对战役和指挥工作的意见。

会上的争执没有变成处分。廖汉生、贺炳炎仍留在原来的岗位，第一纵队也没有改变隶属关系。
6月1日，土基会议结束。西北野战军随后转入一个多月的夏季整训，各部开始评斗志、评政策、评工作、评作风。前委怎样判断敌情，纵队为什么没有及时赶到，口头命令怎样传错，部队为什么提前转移，都被重新检查。

后来，廖汉生还当面向彭德怀提过意见，说他的批评方式太重，容易使干部“敬而远之”。
彭德怀没有因此把他调走，两人仍在同一套指挥关系中工作。

土基镇那场争执过去后，一纵照旧归西北野战军统一调动。会场上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被带进了接下来的整训，逐项落到命令、责任和部队行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