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戴笠肃奸时，对汉奸潘三省很是厌恶，给他上了镣铐。唐生明去探望时，潘三省哭着说：“四哥，你一定得帮我替戴老板求情啊！”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南京路上头几天还有人放鞭炮，可转过脸来，提篮桥监狱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里头关的都是等侯发落的人物。潘三省就是在这时候被押进去的。


说起来，潘三省在上海滩也算个奇人，战前他做洋行生意，会几句洋泾浜英语，交际场上一点就透，跟各路商贾都称兄道弟。


后来日本人占了上海，他在汪伪的市政府里谋了份差事，具体管什么反而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仍然能在沦陷区的酒席上如鱼得水，舞照样跳，酒照样喝。


唐生明那时候奉命在上海活动，顶着个汪伪军事委员的头衔，两人一来二去便在牌桌上认识了。


潘三省会来事，嘴又甜，一口一个“四哥”，叫得格外亲热。


唐生明冷眼旁观，知道他没多少政治上的野心，不过是乱世里想多捞一把，彼此便维持着一份不深不浅的交情。


可到了1945年，交情这东西，实在不值什么钱了。


戴笠飞到上海主持肃奸，下榻杜美路，他对上海滩这些附逆人员的底细早有耳闻，其中特别点了潘三省的名。


在戴笠看来，这种人骨头轻，毫无气节，比那些手握实权的伪高官更令人看着生厌。


抓人的那天，军统的特工直奔潘三省在静安寺的公馆，从被窝里把他拖了下来，带到提篮桥后，戴笠特意传了句话：“给潘三省换上镣铐，不要优待。”


于是潘三省成了整个监区里唯一戴着脚镣的文职犯人。


唐生明是在第三天下午去的，监狱的走廊长得望不到头，尽头的窗户透进一点灰白的光。


狱卒打开牢门，唐生明看见潘三省蜷在铺板上，往日的油光水滑全不见了，头发像团乱草，长衫领口扯破了一块，手腕上还有被镣铐勒出的红印。


听见动静，潘三省抬起头，愣了好几秒才认出来人。


“四哥……”他嗓子眼里像是塞了把沙子，“你来了……”


潘三省挣扎着坐起来，脚上的铁链哗啦作响，他伸出两只手去握栅栏外的手，那双手冰冷且发抖。


“四哥，你一定得帮我替戴老板求情啊！”话未说完，眼泪已经滚了下来，鼻涕糊在嘴角，“我知道我糊涂，可我还不想死……你看在往日情分上，帮我说句话……”




“你叫我怎么开口？”唐生明抽回手，从口袋里掏出包烟，隔着栅栏递过去，“戴雨农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平时那些做派，他早看不顺眼了。”


潘三省接过烟，手抖得几乎点不上火，他猛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我那些都是虚的……四哥，我跟日本人不过是混口饭吃……”


“混口饭吃？”唐生明打断他，“你家里那几箱洋货，还有那辆福特轿车，也是混来的？”


潘三省被噎住了，半晌才哭丧着脸说：“四哥，我改，我全都改，只要你跟戴老板说一声，让我做什么都行……我手里还有些东西，可以孝敬……”


唐生明摆摆手，让他噤声。


离开提篮桥，唐生明直接去了华龙路，戴笠正在吃晚饭，一碗白粥，两碟小菜，见唐生明来了，他放下筷子，拿毛巾擦了擦嘴。


“为潘三省来的？”戴笠开门见山。
唐生明也不遮掩：“是，我刚从提篮桥出来。”


戴笠哼了一声，端起粥碗又放下：“这种人，也值得你跑一趟？”


“不值得。”唐生明在对面坐下，自己倒了杯茶，“可我刚看他那副样子，确实也闹心，雨农兄，潘三省确实不是个东西，贪财怕死，一身铜臭。


可话说回来，他手上没沾血，在汪伪那边也就是个混饭吃的角色。你现在给他上了镣铐，外面的人看着，还以为他是什么大人物，为了这么个小角色动肝火，不值当。”


戴笠眯起眼睛看着唐生明，半晌才说：“你倒是会给人台阶下。”


“不是台阶，”唐生明笑了笑，端着茶杯转了转，“是实话，上海滩要办的人多的是，潘三省这种，关着慢慢审，迟早把他那点底子榨干净，你现在就把他逼急了，反而查不出什么。”


屋里安静了片刻，戴笠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口咸菜，嚼了嚼：“镣铐可以摘，但话要说清楚，案子该怎么查怎么查，我不松口，谁也别想放人。”


“那是自然。”唐生明点头。


第二天，提篮桥监狱的看守就来卸了潘三省的镣铐，潘三省摸着红肿的脚踝，又惊又喜，逢人就说：“四哥果然说话算话。”


至于戴笠后来有没有真的高抬贵手，唐生明也说不准，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每天都在抓人、审人、判人，潘三省只是其中一个名字。


可在那个秋天的提篮桥监狱里，一个戴着镣铐的昔日阔佬，对着探监的朋友痛哭流涕的场景，却成了那段混乱年月里最真实的注脚。


他看见旁听席上的唐生明，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低下头，盯着自己那双不再锃亮的皮鞋。


唐生明也没出声，只是沉默地坐了一会儿，便起身离开了，窗外的上海，霓虹灯又亮了起来，照着街上匆匆的人群，也照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