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被军方强制要求建立高射炮台，董事长霍英东无奈之下来到北京，托廖承志给叶帅诉苦，然而叶帅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霍英东在宾馆房间里踱了两步，又坐回沙发上。他捏了捏眉心，对身旁的助理说：“廖公那边，应该已经见到了。”

助理点点头，没接话。他知道老板这会儿不需要回应，只是心里憋着事，总得说出来一点。

电话铃响的时候，霍英东几乎是立刻伸手去接。听筒那头是廖承志的声音，平稳简短：“叶帅听了，没多问。就说了一句：‘这房子盖在广州，就是我们的地方。’”

霍英东握着话筒，等着下文。

“然后叶帅又说：‘钱从境外来，是帮我们建设，为什么不欢迎？’”廖承志停顿了一下，“说完就摆手，让撤掉。”

霍英东半晌没出声。他预想过很多种结果，比如要写报告，要开会研究，或者给个折中方案——炮台可以小一点，隐蔽一点。他没想到是这样两句话，直接，了当。

“就……这么定了？”他问。

“定了。”廖承志说，“你准备回广州吧。那边会收到通知。”

挂掉电话，霍英东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窗外是北京的街景，自行车流像潮水一样漫过路口。他忽然想起白天鹅宾馆那个还没完全拆掉脚手架的大楼轮廓，在珠江边上，那么高，那么新。

助理轻声问：“霍生，我们要改签机票吗？”

“改。”霍英东转过身，“越早越好。”

回广州的飞机上，霍英东一直闭着眼睛，但没睡着。他脑子里过的是接下来要做的事：炮台不建了，原来划给驻军宿舍的地块可以重新规划，自行车棚也不用那么大了。还有内部装修，得加快进度。外宾预订的房间，窗户正对珠江的那一面，不能再有遮挡物。

飞机落地，广州的空气湿热黏人。来接机的公司经理脸色有些微妙，上车后才低声说：“军区的同志上午来过了，说接到上级通知，炮台项目取消。”

霍英东看着窗外：“他们怎么说？”

“没多说，就是通知。”经理顿了顿，“不过走之前，那位带队的参谋问了句：楼顶结构已经加固了，要不要恢复原样？”

“恢复。”霍英东说，“按最初的设计图纸做。”

车子开过海珠桥，已经能看见白天鹅宾馆的楼体。脚手架正在一层层拆除，露出白色的外墙。霍英东摇下车窗，江风灌进来，带着水腥气。

经理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霍生，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讲。”

“你说。”

“这次是解决了，但以后……类似的麻烦会不会还有？毕竟咱们这是头一家，很多规矩都没定下来。”

霍英东没立刻回答。车子拐进沙面岛，树荫遮下来，光线暗了一瞬。

“规矩是人定的。”他说，“第一个人走过去了，后面的人就知道路怎么走。”

他想起叶帅那句话——“钱从境外来，是帮我们建设，为什么不欢迎？”话很直白，没什么修饰，但把最核心的东西挑明了：你要的是钱来建设，还是守着旧的框框？

到了宾馆工地，霍英东直接上了顶楼。原来规划架炮的位置现在空着，混凝土基座还没浇，只打了几个标记桩。他走过去，用脚拨了拨其中一个桩子。

工程负责人跟上来，递过安全帽：“霍董事长，按照您的意思，这里以后做观景平台。”

“视野好吗？”

“全广州最好。”负责人指向远处，“能看到整个珠江转弯。”

霍英东望过去。江水在下午的阳光下泛着光，船缓缓移动，对岸的建筑低矮一片。他想象这里摆上高射炮的样子，炮管指向天空，下面是大理石大堂和水晶吊灯。确实荒唐。

“抓紧施工。”他说，“年底要开业。”

“来得及。”负责人说，“就是内部还有些争议，关于员工制服的颜色，有人觉得灰色太朴素，不够气派。”

“气派不是靠颜色。”霍英东转身往楼梯走，“是靠你站在这儿，能看到整个广州。”

下楼时，他在三层遇见几个香港来的设计师，正为宴会厅的吊灯样式争论。看见他，几人停下来打招呼。

霍英东摆摆手：“你们继续。我只说一点：要明亮，不要昏暗。中国人做事，喜欢亮堂。”

设计师们愣了愣，然后点头。

走出大楼时，天开始暗了。助理提醒他晚上还有个饭局，和市里的领导。

“推掉吧。”霍英东说，“就说我累了，想早点休息。”

他确实累了，但不是身体上。这种累是心里一直绷着的弦突然松下来，反而有点空落落的。回到住处，他让厨房煮了碗云吞面，坐在阳台上慢慢吃。

对面楼里有电视的声音传出来，新闻播报员的声音断断续续：“……经济建设……改革开放……”

霍英东吃完最后一口面，汤也喝干净。他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支烟。烟头的红点在暮色里一明一暗。

他知道，从今天起，白天鹅才真正是那只天鹅。可以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