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深圳市一民警李才坤被判死刑，在面对记者镜头时，他突然伸出被拷住的双手，猛得掀起自己的衣服，只见衣服上赫然写着“喊冤”两个大字！
2013年10月2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李才坤故意杀人案。李才坤被认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庭审结束后，他被押离法庭时掀开外衣，露出写有“喊冤”字样的贴身衣物。这个动作后来成为案件最受关注的画面之一。
但刑事案件不能靠一个画面定是非。
李才坤案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喊了什么，而是他原本就是执法者。公开信息显示，他案发前在深圳公安系统工作。法院审理认定，这并非普通执法冲突，而是一宗经过预谋的故意杀人案件。
案件起于李才坤与何某之间的矛盾。按照法院认定，李才坤随后安排人员制造虚假抢劫情节，再利用自己的警察身份和配枪实施杀人，试图把私人报复包装成正常执法。
两种行为看似只隔着一层“现场处置”的外衣，法律性质却完全不同。
民警依法执行公务时遇到现实危险，可以依照法律和相关规定采取必要措施；可如果危险场景本身就是人为设计出来的，再借执法名义完成私人报复，那么警察身份不仅不能成为免责理由，反而意味着行为突破了更严厉的职业底线。
这也是此案最刺眼的地方。
警察拥有普通人没有的执法权限，配枪、强制措施、现场处置权，都来自国家授权。权力一旦被拿去解决个人恩怨，损害的就不只是一名被害人，还包括公众对执法公正的基本信任。
至于“喊冤”，应当放回司法程序中理解。被告人有权辩解，也有权依法上诉；法院是否采纳，最终仍要看证据。刑事案件的核心不是谁声音更大，而是证据能否形成完整链条，事实能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
一个本来负责维护秩序的人，因为私人矛盾越过法律边界，最后站上被告席，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沉重。
李才坤案还提醒人们，司法判断必须和舆论情绪分开。有人看到“喊冤”就怀疑判决，也有人因为他是警察知法犯法，便认为无需再听任何申辩，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
现代法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既不因身份偏袒，也不因身份预先定罪。对普通人如此，对警察更应如此。权力越集中，监督和责任就越不能缺位。
2013年的那个“喊冤”画面最终留在了公众记忆里，但比画面更重要的，是案件背后的规则变化：公权力越来越被要求关进制度和程序之中，执法身份不再意味着天然可信，更不意味着可以突破法律。
一个时代结束，不一定伴随宏大的声音。有时候，它只是从一个很具体的案件开始：身份退到证据之后，权力退到法律之内。
新的时代，也正是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