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位，临行前，向华国锋辞别，忍不住感叹：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史海钩沉：邓小平应对陈永贵时的深层考量）

虎头山上的风，和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普通早晨的穿堂风没什么两样，只是山势被一级级石阶重新梳过了。

陈永贵最后留在世间的愿望，是不进八宝山，回到这座山，山还认识他，他还认识山。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他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一个从山西昔阳走出来的庄稼人，在1975年1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到这一年秋天卸任，前后约5年8个月。

离职后的陈永贵没有回大寨久住，1983年，他到了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一个曾经站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人，又弯下腰去摸土。

农场的工人记得，他看庄稼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蹲下去扒拉两下泥土，就知道墒情怎样、苗情如何。

时间再往前倒，回到那个把陈永贵托起来的地方，大寨。

大寨藏在太行山麓海拔一千多米的山区，七沟八梁一面坡，土地贫瘠，耕地被沟壑切割成无数小块。

新中国成立前，全村平均亩产遇到好年景也只有140多斤。

陈永贵1948年入党，1952年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从1953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改造全村7条大沟，垒起长15里的大坝180多条，垒成水平梯田300亩，修整散地4700余块，新增好地80余亩。

历时五年，靠的是一钎一筐，没向国家要一分钱。

1962年，在全国大灾和严重困难的年景下，大寨粮食亩产达到774斤，高出同县平均产量530斤。

1963年夏天，大寨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房屋窑洞倒塌，多年修筑的土地被冲毁。

陈永贵带着干部群众提出"三不要"和"三不少"，这一年粮食亩产仍在700斤以上，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24万斤。

1964年1月，陈永贵应邀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党政军民代表万余人汇报大寨事迹，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

2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

毛主席赞赏和肯定了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倡导全国"农业学大寨"。

这一年，毛主席71岁生日，自己掏钱请了几桌饭，陈永贵被安排坐在他身边。

此后陈永贵的职务一路攀升，从1967年起先后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到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但"农业学大寨"在后来的推广中，渐渐脱离了原本的模样。

这一运动被不断地拔高和演绎，许多地方盲目地学习形式，强行压任务，甚至把农村政策扭曲变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政策开始逐步调整，推行包产到户，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昔日的口号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1980年，陈永贵写了辞职报告，报告很短，就写自己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

他把报告递上去时，手有点抖，这双手拿了一辈子锄头，握笔本来就不稳。

辞职被批准后，他专门去和华国锋辞别，两个人面对面站着，沉默了很久。

陈永贵憋了半天，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鼻子发酸的话。

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么高的位子上，当成国家的主人。

这句话里有感恩，更有不舍。

那不是一个农民在赞扬一个领袖，是一个在黑土地里泡了一辈子的人，对自己生命中那道最亮的光的告别。

卸任之后，他曾坦诚地说，当年学大寨中出现的问题，是自己的责任，他不会把责任推卸给他人。

1983年起到东郊农场当顾问，是陈永贵晚年最舒心的时光。

他在农场里看庄稼、水源和土地，和农技员研究生产技术。

那个曾经在国家权力顶峰的副总理，重新弯下腰去摸泥土，头上的白毛巾换成了旧布帽，脚上的皮鞋换成了粗布鞋。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病逝，终年72岁。

从虎头山出发，又回到虎头山，这一生画了一个圆。

他这一生，当过五年副总理，享受过最高的荣耀，也承受过时代的争议。

这一生值不值，陈永贵自己没留下什么长篇大论。

他认一个死理儿，他是农民，到哪儿都是农民。

农民得干活，得摸地，得跟庄稼待在一起，这个理儿，他坚持到了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