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让杨钦典把白公馆剩下的19名地下党员全部杀了，这时，一个地下党员说：“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


歌乐山上，白公馆的青砖墙被雨水浸得发黑，墙里头，剩下的十九个人已经能从风声里听出不一样的味道。


那是大口径火炮推进时特有的闷响，从长江对岸传过来，隐隐约约，却一下下敲在人心上。


杨钦典那会儿是白公馆的看守班长，这个河南汉子在行伍里摸爬滚打几年，见惯了场面，可这几天，他握着枪的手心总有些潮湿。


上头的命令一层层压下来，话里的意思很清楚：该处理的，要处理干净。


十一月二十七号那天傍晚，天色暗得很快，白公馆里早就没什么人了，往常进出的军官们大多作鸟兽散，剩下的几个行刑队士兵也被调去了渣滓洞。


杨钦典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又绕到楼后的牢房外，马灯昏黄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在墙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牢房里，有人轻声咳嗽了一下，接着，一个声音隔着门板传出来，不紧不慢：“杨班长，抽根烟吧。”


杨钦典愣了一下，按规矩，他是不能跟这些“政治犯”多说话的。


可那天夜里，也许是因为四下无人，也许是那几声炮声搅得人心烦，他竟然真的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从铁栅栏里递了进去。


一只瘦削的手接过去，手指上还有受过刑留下的伤痕。


“听说你是河南人。”牢里的声音继续说，“河南这两年日子也不好过。”


杨钦典“嗯”了一声，靠着墙，自己也点上一根，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


“重庆是守不住的，”那声音停了一下，又补充道，“你也看见了，人都跑光了，你替他们卖命，最后能得到什么？”


杨钦典没说话，只是把烟叼在嘴里，眯起眼睛，远处，渣滓洞方向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噼里啪啦，像炒豆子一样，在夜里传得格外远。


杨钦典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杨班长，”另一个声音从牢房深处响起，是罗广斌，“你手里有我们十九个人的命，可这也是你的后路，明天解放军进城，你拿什么交代？”


牢房里安静了几秒，有人轻轻挪动了一下镣铐，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


杨钦典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使劲碾了碾，他抬起头，看着铁窗后面那十几双眼睛。


那些眼睛里没有哀求，只有一种平静的、等着他做决定的东西，他忽然觉得喉咙有些发干。


“钥匙。”罗广斌在门里说，“杨班长，钥匙在你手里。”


据后来脱险的人回忆，那一刻他们听见钥匙串发出的哗啦声，杨钦典的手在抖，钥匙对准锁孔的时候，试了两次才插进去。


咔哒一声，锁开了，那扇沉重的、油漆剥落的木门被缓缓推开，发出吱呀的响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走。”杨钦典往后退了一步，声音有些沙哑，“从后山走，别走大路。”


十九个人鱼贯而出，有人腿上有伤，扶着墙；有人回头看了杨钦典一眼，点点头。罗广斌最后一个出来，他低声说了句什么，杨钦典没有听清，只是挥了挥手。


有人提议把电话线掐了，防止报信。杨钦典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线路，自己搬来一把椅子，踩上去，把那根细细的黑线一把扯断，线头迸出几点火星，然后彻底黑了。


十九个人消失在白公馆后山的夜色里，歌乐山的林子很密，夜路不好走，可那天夜里没人觉得累。


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前行，树枝刮破了衣服，石头磨破了鞋底，但没有人回头。


天亮的时候，他们在山下遇到了穿灰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衣服上还有露水和泥土。


杨钦典没有走远，他在白公馆里坐了一会儿，听着外面的动静，然后也离开了这座院子。


解放后，他因为这段历史被关押审查，蹲了几年监狱，可说到底，那十九个人活下来了。


后来有人问他，那天夜里到底怎么想的，这个老兵想了半天，只说了句：“杀光了，我也活不成。”


就这么一句话，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大道理。


在那个历史的节骨眼上，一个普通的看守班长，用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门，门后面，是十九条人命；门前面，是一个普通人给自己留的那条窄窄的后路。


如今再去歌乐山，白公馆的牢房还在，那扇木门早换了新的，可后来的人站在那扇门前，总会不自觉地放轻脚步。


仿佛七十年前那个夜晚，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至今仍在走廊里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