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学宴该不该取消？先把"庆贺"和"清算"分开
每年七八月，升学宴的争论准时上演。一边是"无事酒"整治名单里屡屡出现的身影，一边是普通人家为孩子摆几桌、收下几句祝福的朴素心愿。主张取消的人斥其铺张攀比、是人情债的收割机；反对取消的人视其为孩子的成人礼、家庭难得的体面时刻。两派各有道理，却常常吵不到一处——因为他们谈的，根本就不是同一种"宴"。
问题不在"宴"本身，而在它被谁办、怎么办。同一个饭局，可以是亲戚朋友真心为孩子高兴的小聚，也可以是借机收礼、把人情当"融资"的一场清算。前者是"礼"，后者是"利"。真正该被审视、该被约束的，从来不是前者。
先看被诟病的那一面——它确实存在，不能回避。在礼金经济发达的地方，升学宴早已和婚宴、满月酒一样，被编织进一张"人情账本"：你办我随礼，我办你还礼，账目清晰、利息随行。孩子考上大学，成了这场"人情融资"的新由头，于是宴席越办越大、桌数越排越多、礼金水涨船高。于社会而言，这是资源的重复性浪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不得不办、办了心疼、不办丢面"的三重捆绑；于党员干部而言，中央和各地早已划出红线，违规操办、借机敛财是明确的纪律问题，与"庆贺"二字无关。
但据此就主张"一刀切取消"，恐怕又过了。宴席在中国基层社会，承担着远超吃饭的功能。它是熟人社会的情感纽带，是家庭难得的一次公共仪式——一个孩子十年寒窗，未必有毕业典礼，升学宴往往就成了他人生中第一场"为自己而办"的郑重时刻。尤其在农村和小城镇，人们的社会资本、情感连接本就依赖这些饭局来维系；贸然取消，抽走的或许不只是几桌酒菜，而是一套熟人之间相互支撑、彼此确认的方式。
所以，解法不在"取消与否"的二元选项里，而在"降格"与"归位"：让宴回归庆贺本身，剥离附着其上的礼金杠杆与面子竞赛。对公职人员，纪律早已就位，缺的是执行的尺度一致与公开透明；对普通民众，与其用行政命令去禁，不如用风气去化——倡导"升学宴不随礼、不攀比"，鼓励简办、家宴，让考上的孩子成为主角，而不是让人情账本成为主角。
说到底，一个人该不该庆祝孩子升学，答案几乎永远是"该"；该不该借孩子升学敛财、炫富、还人情债，答案也几乎永远是"不该"。把这两个问题分开，争论自然就平静了。真正要取消的，不是升学宴，而是那套把祝福折算成礼金、把人情异化成生意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