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邱清泉战死。全家逃往福建,准备去台湾。二儿子却突然说:“我不走,我要留下来读书!”他为何如此决定?
当时,福建码头,轮船第三次鸣响汽笛。
叶蕤君紧紧攥着六张皱巴巴的船票。身旁四个年幼的孩子死死拽住她的衣角,不停哭闹。
人群边缘,19岁的二儿子邱国渭身姿挺拔,神色冷静:“妈,我不走。”
叶蕤君猛地回头,满脸错愕,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留在大陆,继续读书。”邱国渭语气笃定。
身后是争相登船的逃难人群,身前是执意留下的儿子。短短几步距离,造成母子二人长达三十年的隔海别离。
整件事,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在陈官庄突围作战中阵亡,年仅47岁。
噩耗传回南京,叶蕤君险些晕厥。家中顶梁柱骤然离世,乱世之下,孤儿寡母的生存变得十分艰难。
叶蕤君曾经做过护士,是邱清泉的第二任妻子。她和邱清泉生育五个子女,加上前妻所生的长子,家里一共六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刚成年,最小的还不懂事。
国民党大势已去,战败将领家属处境艰难。反复权衡之后,叶蕤君决定带孩子南下前往台湾:“靠着遗属身份,多少能领到抚恤,好歹把孩子们拉扯大。”
简单收拾行李,一家人从南京向南出发。一开始还能坐火车,到杭州铁路停运,只能换乘马车。后来道路受阻,全家只能拖着行李步行赶路。
一路兵荒马乱,逃难百姓随处可见。邱国渭作为年长的男孩,主动承担重物,照顾弟弟妹妹。他亲眼见过溃兵抢夺百姓财物,也看到解放军买卖公平,和过去听到的宣传完全不一样。
一行人进入福建境内,被解放军拦下盘查。
叶蕤君内心十分恐慌,害怕身份会给全家招来麻烦。
事态却完全超出她的预想:“邱清泉抗日立过战功,家属来去自由,人身安全会得到保障。”执勤战士告知。
工作人员登记信息,还给他们发放通行证明和路费,执行功过分明的政策。叶蕤君心里十分感激,但依旧坚持去往台湾:“你父亲旧部大多在台湾,去那边,我们好歹有依靠。”
几经周折,叶蕤君凑齐六张船票。眼看登船队伍越来越短,邱国渭却停下脚步。
“我不去台湾,我要回上海读完圣约翰大学。”
叶蕤君瞬间红了眼眶,拉住他的胳膊:“你父亲不在,你就是家里的第二个男人,一家人在一起才叫家!”
“台湾还有你父亲的旧部,多少可以帮衬,不要任性。”
邱国渭没有动摇:“这一路我都看得清楚,解放军纪律严明,上海学校也正常开课。”
“到台湾我们无依无靠。我读完大学学好本事,不管在哪里都能谋生。”
看着儿子执拗的态度,叶蕤君知道劝不动。
汽笛再次响起,登船时间已经不多。她哽咽着,把一张船票塞回邱国渭手里:“一定要好好活着。”
说完,她转身带着四个孩子挤进登船人流,没有回头。
邱国渭站在码头,目送轮船驶向海面,之后逆着人群,独自前往上海。
回到上海,邱国渭重回圣约翰大学外语系。不少家境优渥的同学远赴海外,他抛开杂念专心读书。
他把和父亲相关的物件全部收好,压在箱底,从不对外提起自己的家世,也不参与时事议论。
他清楚,学到手里的知识,才是乱世最实在的依靠。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撤销。邱国渭作为最后一届毕业生,分配到上海图书馆,负责外文书籍采编。
这份低调的工作很适合他。他外语功底扎实,做事细致,平日里沉默谦和,身边同事大多不清楚他的出身。
邱国渭给自己定下规矩,不交深交的朋友,不闲谈时政,下班直接回家。经同事介绍,他和袁玉珍结婚,婚后生育三个女儿。
近三十年,他安于书斋,家中摆满外文书籍,始终没有摆放过一张父亲的照片,过着低调普通的生活。
海峡对岸,叶蕤君的日子并不如意。
抵达台湾之后,当局发放的抚恤金数额微薄,只够支撑半年房租和两个孩子学费。邱清泉生前树敌较多,离世之后,往日同僚很少伸出援手。
为养活孩子,叶蕤君重操护士的工作,经常熬夜上班。后续台湾物价持续上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她只能带着孩子迁居美国旧金山,在异国重新打拼。
一道海峡隔开母子。邱国渭在上海安稳度日,叶蕤君在海外艰难谋生,三十年里,双方很难知晓彼此真实的生活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