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梁兴初被政委下令逮捕，还遭到了酷刑折磨，罗荣桓怒道：“梁兴初能有什么问题，抓他的人来历不明，他才有问题！”
梁兴初起初并不在这场风波的中心。他更多时间在外面带部队。杨得志率部经过湖西，看到当地不断抓人后，曾当面质问这种做法有没有经过请示，明确表示不能这样处理。梁兴初对这种意见是认同的，可没过多久，他自己也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王凤鸣给梁兴初安上的重要嫌疑，是所谓“与徐州敌人有勾结”。听起来很严重，可真正往下追问，拿出来的仍是其他人在审讯中的口供，没有能够独立证明梁兴初存在问题的可靠材料。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关押，并受到刑罚。
对梁兴初来说，这种处境甚至比战场上的危险更难应付。战场上敌人在什么方向，大体看得见；此时他却连自己为什么突然变成被审查对象，都很难弄明白。后来罗荣桓见到他时，梁兴初已经十分憔悴，身上还能看到受刑留下的伤。
事态真正出现转机，是因为消息终于送出了湖西。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赶回来后，希望制止继续抓人，却发现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只能设法把情况报告给115师。此前杨得志也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报告了上去。两路消息放到一起，罗荣桓马上意识到不能再拖。
1939年10月，罗荣桓接到报告后，首先发出命令，要求停止继续捕人、杀人，并安排人员先行了解情况。随后，他同山东分局有关负责人赶赴湖西。到达以后，并没有单听王凤鸣的一面之词，而是让同行人员分别接触干部、群众和受害者家属，把情况重新摸一遍。
这一步非常要紧。王凤鸣手里并不是没有“材料”，相反，材料看起来还不少。问题在于这些东西究竟怎么来的。罗荣桓没有被厚厚的口供带着走，而是抓住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不放：证据是什么，口供又是怎样取得的？
王凤鸣回答，梁兴初的问题有别人供认。罗荣桓随即继续追问，审讯时有没有打人，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等王凤鸣承认使用过刑罚，问题的关键也就暴露出来了：受刑之后说出来的话，根本不能直接拿来给另一个人定性。
罗荣桓对梁兴初的情况并不陌生。梁兴初参加红军较早，经历过长期作战，抗战开始后又在115师部队担任军事干部。他过去的经历当然不能代替调查，却足以说明，对这样一名长期在一线作战的干部作出重大判断，更应该慎重，更不能只凭逼出来的口供。
梁兴初被带到罗荣桓面前后，事情已经接近最危险的关头。郭影秋后来回忆，罗荣桓如果再晚来几个小时，包括梁兴初在内的几个人可能就来不及获救。罗荣桓随后决定释放被关押人员，并立即着手恢复当地干部和部队的正常工作。
湖西的问题到这里才真正踩住刹车。它留下的教训并不复杂：越是情况紧张，越不能把怀疑当事实，更不能用刑罚制造证据。敌后环境确实需要防范敌特，但调查如果离开事实，只靠口供互相牵连，最后伤害的恰恰可能是正在坚持抗战的骨干力量。
梁兴初获释后没有长时间停下来。第四大队随后奉命离开湖西，向鲁南转移。1939年12月25日晚，部队到达滕县东北一带宿营，从当地群众那里得知日军运输队活动的消息，梁兴初随即决定利用兑头沟的山地条件打一场伏击。
12月26日上午，90余名日军带着60多辆装载军用物资的车辆进入伏击区域。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第四大队最终全歼这支运输队95人，缴获轻机枪、迫击炮、步枪、电台以及大批军需物资，随后受到115师嘉奖。
把这两个时间点放在一起看，很有意味。几个月前，梁兴初还身陷审查；到了年底，他已经重新站在山头上指挥部队作战。兑头沟这一仗不是为了替谁“证明清白”，却用最实际的方式说明，一名能征善战的指挥员如果因为错误判断而被毁掉，损失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人。
梁兴初此后的道路也没有停在湖西。抗战胜利后，他继续率部作战，1949年担任第四野战军第38军军长，后来率部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5年10月5日在北京逝世。回头再看1939年的那场风波，湖西几乎成了他军事生涯中一次完全不同于枪林弹雨的生死关。
这件事真正值得记住的，是罗荣桓没有把“怀疑”继续往下传，而是把事情重新拉回证据。他到湖西之后问的那些问题，看起来并不复杂：为什么抓人，证据在哪里，口供怎么来的，有没有用刑。恰恰是这些朴素的问题，让已经失控的局面重新回到了事实和纪律上。
一个成熟的队伍，不只是能够在战场上发现敌人，也必须有能力及时纠正自身工作中的错误。梁兴初后来还能带兵继续作战，湖西一批干部能够重新回到岗位，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在关键时刻有人坚持调查、停止错误做法，把真正的事实重新摆到了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