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四川江津鹤山坪的一座旧式院落里，63 岁的陈独秀走完了自己跌宕的一生，临终前，陈独秀留给妻子一番郑重的嘱托：往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要是遇上合适的人，大可改嫁，不必守着 “陈独秀夫人” 的名头过活。

放在普通人身上，这或许只是寻常的家事安排，可放在陈独秀身上，分量格外重，他太清楚自己这三个字在乱世里的价值了，从五四时期振臂一呼的思想领袖，到《新青年》的主编，他的名字曾经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招牌。

当年北大红楼的课堂上，他操着安庆口音痛斥旧礼教、抨击军阀，台下学生挤得水泄不通，编辑部里求稿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飞来。

那时候他风光无限，却没拿自己的名字换过半分私利；到了晚年困居西南小城，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反倒把这份风骨守得更严。

抗战年间的江津物价飞涨，陈独秀没有公职，没有田产，日常全靠老友接济和一点微薄的稿费撑着，经常是吃了上顿算下顿，心脏病和胃病轮番折磨着他。

平日里除了整理旧稿、写写文字，几乎没有别的消遣，屋子里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摞摞泛黄的手稿和旧书。

国民政府曾汇来一笔钱款，名义上是给老先生养病补身体，实则想借他的声望撑场面、做文章。

陈独秀当时就把钱退了回去，连半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他这辈子，最不齿的就是拿立场换温饱，拿名气做交易。

所以他临终才会特意叮嘱潘兰珍：别守着我的名字过日子，他见过太多人，活着的时候拿名声换利益，死了之后家人拿遗名博同情。

他不想自己的妻子变成 “陈独秀遗孀” 的活招牌，更不想自己一辈子守的名节，最后变成家里换钱的筹码，与其顶着虚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如改嫁去过普通人的日子，干净，踏实。

潘兰珍懂他，料理完后事之后，她没有借着陈独秀的名义找过任何接济，也没有对外标榜自己的身份。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找了份普通的营生过日子，在学校食堂帮过厨，也做过杂活，身边的工友同事，没人知道她曾是陈独秀的妻子，她就像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女性一样，安安静静过完了后半生，真的如他所愿，没拿他的名字换过一分钱的方便。

名气这东西，有人削尖脑袋去蹭，有人唯恐避之不及，陈独秀用一辈子证明：一个人的名字，要用来站着做事，不能用来跪着换钱，而潘兰珍用后半辈子回应：你守了一辈子的风骨，我替你守到最后。[YEH]